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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达利为堂吉诃德所作的插图。 |
诺贝尔文学院等机构评选《堂吉诃德》为世界最佳小说。本报特约尹承东先生撰文，分析它广受青睐的原因，介绍中国翻译家和出版界数十年来对《堂吉诃德》译介的乐此不疲，并特别推介孙家孟先生呕心沥血，新译精出的这版《堂吉诃德》。
不久前，在诺贝尔文学院和瑞典图书俱乐部联合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位作家推选《堂吉诃德》为人类史上最优秀的虚构作品。根据5月7日公布的民意测验结果，塞万提斯17世纪撰写的这部作品，轻而易举地荣登榜首，得票率高达50％以上，把《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得票率第二的普鲁斯特远远甩在后面，同时也使其他文学大师们的鸿篇巨制黯然失色，包括荷马的经典著作和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于同一天在诺贝尔文学院为瑞典文《堂吉诃德》新译本举行的发行仪式上，为译本作序的尼日利亚著名作家奥克斯颇动感情地说：“人生在世，如果有什么必读的作品，那就是《堂吉诃德》。它不仅故事讲述得神奇精彩，语言也十分淳朴。”而积极参加民意测验的著名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更认为塞万提斯是“拉美文学之父”。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堂吉诃德》何以受到这些文学巨匠们的青睐成为世界最佳作品呢？
我将这个问题通过电话提给了三位西班牙文著名学者：两个《堂吉诃德》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董燕生教授和南京大学的孙家孟教授；一位西班牙文翻译家和评论家：北京大学的赵德明教授。他们都对我不吝赐教，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董燕生教授：《堂吉诃德》之所以成为世界之最，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人生中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就这么一句话。
赵德明教授：我看原因有三：第一，人类从精神层面上总有一对矛盾：理想和现实。这是第一位的。《堂吉诃德》利用文学形式将这对矛盾揭示得深刻而生动，可说淋漓尽致，使得每代人都感受到果真如此，予以认同。第二，从艺术角度讲，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的创作奠定了世界现代小说的基础，就是说，现代小说的一些写作手法，如真实与想象、严肃与幽默、准确与夸张、故事中套故事，甚至作者走进小说对小说指指点点，在《堂吉诃德》中都出现了。第三，塞万提斯早在17世纪就写出了《堂吉诃德》，可说他是现代小说第一人，正因为他是第一人，所以他的《堂吉诃德》对西班牙文学、欧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孙家孟教授：一部经典著作，永远给人以不同的感受，给人以新的启迪。不同时代的人，不同生活经历的人，不同人生理想目标的人，都会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这样的作品，不仅当时会被译成多种文字，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会有新的译文出现，这就是作品的生命力所在。而《堂吉诃德》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时，为的是反对胡编乱造、情节离奇的骑士小说及其在人们中造成的恶劣影响。本打算写成几个短篇故事，后来写着写着，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人生理想都写进去了，思想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现实，直至描绘了西班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班牙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一部百科全书。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一方面针砭时弊，揭露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一方面赞扬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扶贫济弱等优良品德，歌颂了黄金世纪式的社会理想目标。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感情，它可以穿越时空，对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具有现实感。相隔四个世纪之后，仍感动着每一个读者。因而，这部作品被世界54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名作家推选为最优秀的经典文学名著第一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看，三位教授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完整的解答了。
不错，正是由于《堂吉诃德》这种无与伦比的文学价值和久远不衰的广泛影响，所以，在我国，跟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堂吉诃德》的新译本总是不断出现。在孙家孟教授艺术珍藏本问世之前，西安外语学院教授唐民权先生于2000年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堂吉诃德》译本；在孙家孟教授的译本问世后不到一个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著名西班牙文翻译家张广森先生（又是一个大手笔！）的译本。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堂吉诃德》的中文译本已逾二十种之多了。而且，最近笔者又得到确凿的消息，有的出版社又在酝酿再译《堂吉诃德》了。真可谓说不完道不尽的堂吉诃德，译不完的《堂吉诃德》，一座永远挖不完、采不尽的文学富金矿。
提起堂吉诃德，大概连我国的小学生都会认识那位瘦骨嶙峋像根高梁杆儿似的游侠骑士，那位奇想联翩的绅士，因为他那滑稽可笑的身影在电视、电影、戏剧、芭蕾舞等诸多艺术领域中处处可见。至于我国《堂吉诃德》的读者，似应该是以亿计了。在中国如此，在西方，鉴于地域和文字的关系，就更是如此了。根据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来自世界各国不完全的统计，《堂吉诃德》已用70种文字出版了两千多个版本。像英国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一家就收藏有两百个版本，除了西班牙文版本之外，还有另外27种语言的版本。就中国而论，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塞万提斯全集》之际曾有一个统计：从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陈家麟合译的两卷本《魔侠传》算起，至1997年，共出版了18个不同的版本。除《魔侠传》外，还有：《吉诃德先生传》（傅东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吉诃德先生传》（傅东华译商务印书馆，1950）、《吉诃德先生传》（伍实译作家出版社，1954）、《吉诃德先生传》（沙克莱改写本）（刘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吉诃德先生传》（沙克莱改写本）（常枫译香港侨益书局，1959）、《唐·吉诃德》（第一、二部）（傅东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962）、《堂吉诃德》（上下册）（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堂吉诃德》（冰晶编译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堂吉诃德》（萨克雷缩写本）（罗其精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堂吉诃德先生的冒险故事》（萨克雷改写本）（陈伯吹译上海少儿出版社，1981）、《堂吉诃德》（墨西哥纳瓦罗改写本）（张世春、殷国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堂吉诃德》（缩写本）（徐少军缩写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唐吉诃德》（陈建凯、郭先林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堂吉诃德》（董燕生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堂吉诃德》（屠孟超译译林出版社，1995）、《唐吉诃德》（刘京胜译漓江出版社，1995）、《堂吉诃德》（少年版）（杨绛译刘强缩改明天出版社，1996）。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塞万提斯全集》则选用了杨绛女士的译本。上述译本，在杨绛女士1978年的版本问世之前，该都是由英文版本转译来的，所以在传达原意上，不管译者的外文水平有多高，不管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有多强，自然和西班牙文原文都是有距离的。就是说，从杨绛女士开始，中国才开始真正从原文版翻译《堂吉诃德》这部世界名著了。
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1995年是《堂吉诃德》翻译大丰收的一年，在短短的十个月的时间里，居然连续出版了四个译本，可谓是《堂吉诃德》翻译之花争奇斗妍的一年。而这四个版本，自然是各具特色，相得益彰。不过，说实在话，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我的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我国西班牙语教科书编写者之一、西语界公认的西班牙语专家董燕生教授的译本。董教授赠送给我了他的译本，我也便认真地阅读了老师的译本，实在受益匪浅。第二年，我和董教授又一同去韩国出席亚洲西班牙语言文化学者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且同住一室，有幸亲自向他讨教《堂吉诃德》翻译的学问。董教授是个爽快无私的人，对学生向来诲人不倦，几个夜晚的聊天，把他自己两载呕心沥血翻译《堂吉诃德》的艰辛和奥妙之处，或曰他的匠心独运之处，兜底儿掏给了我，以致当时我在经过慎重思考（这种思考包括回忆阅读一些其他中译本的印象）之后，临时决定在我的题为《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论文谈到《堂吉诃德》在中国的翻译概况时又加进了两句话：“董教授的译本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但上下左右全面衡量起来，我认为至今是最好的中文译本，至少是最忠实的译本。”后来又读到董教授写的关于翻译《堂吉诃德》的长篇文章，听到西语界同行们的反应，我就更相信了自己判断的客观与公允，因此后来我一直非常推崇这个译本。当然，勿需说，我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
不过，有一件事我却是估计错了：我认为董教授的译本出现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再出现新译本了。因为照我的观点，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著作，多出几个译本是无可非议的，但起码的标准是“后译”必须超出“前译”，也就是贵在“超越”，或者自己有别人所不具有的显著特色。据我的了解，在我国西班牙语界，面对董燕生教授的译文，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然而我国的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毕竟是一支人才辈出的队伍。2001年5月末，我突然接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老朋友隋丽君女士的电话，告之南京大学的孙家孟教授退休后笔耕不辍，历时五载，抱病译出了《堂吉诃德》，译完后心脏病突发，感人至深，希望我能为他的这个新译本写一篇序。这个大出意料的电话一时让我愣住了，继而是激动万分，百感交集。孙教授重译了《堂吉诃德》？让我这个学生辈的人为其写序？但我还是马上答应了隋女士：“好吧，我来试试看。”
我之所以不揣浅陋，贸然答应写这个序，首先是出于对孙教授的尊敬。孙家孟教授不仅毕生从事外语教学工作，西班牙语造诣甚高，为我国培养了大批西语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而且是著名翻译家，尤其是被誉为拉丁美洲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的翻译专家；他翻译的拉美“文学爆炸”主将之一、阿根廷著名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天书”式的作品《跳房子》，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如今他在年过六旬、身体欠佳的情况下，又反过头来啃硬骨头，把文字古老艰深，且已有那么多译本的《堂吉诃德》重译一遍，其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可想而知了。我答应写这个序的第二个原因，是相信孙教授这位治学严谨的大手笔译出的东西，必然是有特殊价值的好译本，是他对外国文学翻译的新贡献。他决不会满足于一个译笔平平的译本，更不会粗制滥造。我虽然不敢妄评这个译本跟董燕生教授的译本孰优孰劣，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译本同样是高水平的，而且会各领风骚，各有千秋。
由于出版时间的紧迫，只是粗读了一下孙教授的译文，但仅仅这一粗读，我便觉得果然不出所料，这个译本给人以全新的感受，译文之优美顺畅且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些别的译本所缺乏的独到之处，或曰别的译本由于种种原因留下的缺憾他做了完美的补充。最突出的特色有两点：
首先，是它的“全”。与已出版的各中文版本相比较，这一译本最为完整。具体地说，它增添了如下新内容：1）原版书中塞万提斯自己写了11首赞美《堂吉诃德》的诗，都比较艰深，其中有三四首尤为难译。所谓难译，就是每句话都缺尾巴，少一个音节，是为“无尾诗”。这也许就是过去的诸中文版本之所以舍弃的原因吧。此次孙教授将11首诗全部译出置于正文之前，而且译笔相当精美；2）上下两卷都补译了国王的出版特许、御前会议为本书的定价公文及本书勘误之证明，这对我们了解四百年前的西班牙世风国情和世界出版史，无疑有裨益；3）下卷补译了几位审查官对本书的意见，实则是在当时情况下他们对本书的评价。孙家孟教授以权威专家的眼光充分看到了以上内容的价值，做了这些不同凡响的拾遗补缺工作，无疑将有助于广大中国读者对《堂吉诃德》这一伟大文学名著的理解和研究，而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多余之举。首先，《堂吉诃德》的1605年第一版中把“本书定价”、“关于勘误的证明”和“国王特许”三个文件放在书名页（不是封面）之后，而不是作为附件放在书名页之前和全书之后，足见作者非常重视这些文件，将其视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今天译出来，可以使我们对作品的全貌有所了解，更可使我们了解当时的出版手续、如何保护知识产权等情况。至于那11首赞美诗，更是塞万提斯本人的作品。当时的西班牙有一种风气，凡是出版一部作品，作者都要请名人代撰一些赞美诗，以提高作品的身价。连大诗人、大剧作家洛佩·德·维加都未能免俗。而塞万提斯是反对这种风气的，故此，他自己以戏谑的手法为自己的作品写了这些赞美诗。这一点，他在序言中都有所表述，并且把这些赞美诗放在序言之后，由此更可看出它们是《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完整地译出来，从而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西班牙悠久文化的认识。
译本的第二个特色是它的“原汁原味”。孙教授的西语功力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再加上他惯有的一丝不苟的译风，这就使得他的译文不仅准确到位，而且幽默诙谐，完美地展现了原著的语言风格和神采以及艺术魅力。最生动的例子是主人公堂吉诃德所使用的语言——他在同桑乔·潘萨和一般老百姓讲话时，用的是当时的通俗语言，或曰大白话；而跟有身份的人或者涉及骑士道精神的时候，则用夹杂着古老语言的半文半白的话语。这使得堂吉诃德的形象极为鲜明而逼真，性格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令人拍案叫绝。例如，堂吉诃德在与人论及文武两行之贫富时说道：
在下方才论及书生之贫穷及所受之苦，然士兵是否富有呢？我等已知，士兵乃贫者中之赤贫者，所依度日之饷银，或拖欠，或克扣，无奈之下，只得去抢劫。然此举既有生命之虞，亦遭良心之谴责。士兵衣不蔽体，一件满是破洞之上衣，既当衬衣，又做礼服。度隆冬于野地，哈热气以御寒，然腹中空空，呼出之气非但不热，反而变成冷气，对此在下深有体会。盼到黑夜来临，则可稍解白日所受之苦——一张大床在等着他，床宽无限，可任意翻滚，而不必担心揉皱床单。如此大床，倘嫌太窄，就怪不得别人了。受苦受难，所谓熬出了头，也只因战事已起；且不说折臂断腿，头部中弹，连用来包扎伤口的旧纱布，均可被视为奖赏其军功之军衔…… ——引自上卷第三十八章
阅读这样的文字，实在是一种优美的艺术的享受，尽管《堂吉诃德》的中译本已有多种，但孙教授的艺术珍藏本可谓真正的“全译本”，是一个具有审美价值、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珍贵版本，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出版价值。
除此之外，从图书编纂的角度来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个译本，更有绚丽多彩、璀璨夺目的特色。这就是往昔的中文版本多无插图，更谈不上绘画大师的插图，而这次不仅有了插图，而且数量可观。2000年西班牙驻中国大使馆在中国美术展览馆举办了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