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因刚读过《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二期，该期内正有一个为纪念靳以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专辑，其中还登载有靳以先生的年谱。此外，笔者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多年，前不久还为查对某些史料专访过靳以先生的家，在他家中听过他的家人对靳以先生许多往事的叙说，亦见过许多老照片，因此对这位虽然早逝，但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印象颇深。为此，读毕《罗》文，觉得与史实出入颇大。为谨慎见，又找出《新文学史料》，核对年谱；再重造访靳以先生家属，以及有关的同时代人，证明自己感觉无误。为免后人以讹传讹，有必要对错误纠正如下。
《罗》文中所述：“1931年的章靳以，是一名刚从南开大学毕业的女中教师”。这句话中有三个史实错误：一是，1931年的章靳以，是一名复旦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系四年级的学生。他于1927年中学毕业离开天津去到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先进入预科班，然后升入大学。二是，章靳以于193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而非南开大学，同时，也从未在南开大学就读过。三是，章靳以从未当过女中教师，连中学教师也未当过。只在1938年上海沦陷后赴内地重庆，才在内迁的母校复旦大学初执教鞭。
《罗》文又引曹树钧先生《走向世界的曹禺》一书中所述：曹禺的干妹邹钧曾有过“王又佳（即王右家）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是干姐妹，交过兰谱，也是潜江人”的说辞，于是，《罗》文就如此说：“以情理度人，就算是章靳以与王右家之间有过青梅竹马式的感情基础，王右家在罗隆基与章靳以之间做出取舍，也是颇为自然的事情”。笔者要说，这里的“青梅竹马”推理完全有误，变得张冠李戴了。因前面所引，是王右家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为干姐妹，又交过兰谱，那么，以此类推，青梅竹马的应该是曹禺与王右家，章靳以是轮不上的。
《罗》文又引曹树钧先生该书所述：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也说过“曹禺的好友靳以曾经追求过王又佳（即王右家），靳以人大气，老实，在女中教书，后被王遗弃，为此精神上大受刺激，整天咒骂女人，发誓决不再娶妻子，曹禺还劝靳以‘要娶也不要娶这种女人’”。
《罗》文因此引申得出本文开头抄录《罗》文中用黑体所标，令读者十分注目的那段“四角情恋”的话来。
笔者要说，引用他人作品材料可以，但须得求实。尤其是，曹树钧一书出版较早（1995年11月），此后又有不少靳以研究资料甚而第一手资料见诸书刊，遗憾的是，作者没有作进一步核对。而且，不仅引用，更作错误引申。
因为章靳以从来就没有追求过王右家。章靳以早年是有失恋，他的中学好友曹禺也确实劝过他“要娶也不要娶这种女人”，而这个女人非指王右家，而指章靳以的大学同窗，当时复旦大学的一名校花，一位陈姓女子。章靳以与他的这位同窗整整热恋三年（约在1930～1932年间），而当章靳以一脱下大学毕业的方帽子，立即弃商从文（因他遵父嘱读的是商学院国际贸易系），并对其父为他谋好的交通银行职务不屑一顾，毅然跑到北京（当时称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开创了《文学季刊》（与郑振铎合编），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第一种每期五十万字的大型纯文学期刊”（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以及后来问世的《水星》杂志，并坚定以文为生时；那位陈姓女子则进入银行当上职员，在铜臭和利禄的熏染之下，终于变心，投入银行经理的怀抱。
这段恋爱及失恋的故事为章靳以当时的众朋友所知。靳以是个真诚坦率的人，他长久摆脱不了失恋的痛苦，也曾以文抒发，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青的花》及《虫蚀》中均有吐露心迹的描述。目前健在的居住美国加州伯克利的靳以中学时代好友林登先生遗孀，三十年代，曾随其夫在上海居住打理商务，靳以与他们友谊深笃，无话不谈，陈姓女子也因此与他们相熟。据林太太所述，“陈”还曾陪同土生土长在美国的她熟悉上海，外出吃饭，上清华同学会洗澡，等等。
“九叶”诗人王辛笛先生的夫人徐文绮先生，三十年代正在南开大学外文系就读。她曾选过罗隆基的政治课，也曾见过罗去上课时带着王右家去听课，却从未听说过章靳以与王右家有任何瓜葛。他们都是章靳以的老朋友了，那时就和靳以及诸兄弟相熟。再说笔者还在章靳以家中见到过他的家人所示那位陈姓女子的照片。靳以对往事并无隐瞒，对家人，对朋友，均坦诚如此。本来初恋，失恋，都属人生自然经历，“是”就“是”，“非”就“非”；但把“非”说成“是”，便成无中生有了。
最后，还想说一点个人感想。笔者曾读过一篇文章，名为“记忆并不完全可靠”，对此笔者颇有同感。笔者以前十分相信“记忆”，为求证某人某事也曾访过不少当事者。最近笔者持几枚老照片为求证地名去询问一位长者，得到的回答均是该位长者抗战年代就读的大学（明显记忆错误）。笔者初时愕然，后一想是那位长者之感情使然，他年纪大了，心向往之自己美好的学生时代，所以发生记忆错误。以笔者之见，记忆有感情之误，有生理之误（即记忆衰退），还有人为之误。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抬高自己，而使记忆有“误”。这种情况，目前看来也不少。这是题外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