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游记”作品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源。
因而当代形象学研究的奠基者巴柔教授十分重视游记作品，他在数篇论文中都相当精辟地论述了游记在形象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它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关系。
然而，“游记”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写作，它的界限不清、“身份”混杂，这既会使研究充满挑战，也会带来诸多尴尬。因此，对于游记涉及到的特殊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的讨论。但从总体而言，现存的理论与方法论似乎对这一点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致使目前的论述较为零散、片面，缺乏应有的系统性。
二、游记在塑造异国形象中的特殊功能
1.折射出社会集体想象
谢夫莱尔：“游记说出了撰写者的精神、心理结构，常能揭示出对异国的先入为主的看法——集体描述。”
巴柔教授在数篇论文中都提及游记作者对所见所闻都经过重新组织、整理，经过等级化的处理，而这些必然会折射出作者所处的社会的先入之见。因此，巴柔教授力主通过游记来研究社会集体想象。
游记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集体想象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象的投射物。
2.创造出新形象
倘认真研究了游记与社会集体想象的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它不仅可折射出作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集体想象，而且由于游记的某些特性，它在塑造异国形象时往往具有一些特殊功能：
（1）由于生动、鲜活，因而最有可能塑造出个性化的形象——对传统具有挑战意义：往往能够校正作者头脑中固有的“社会集体想象”，生成新的异国形象，或至少带来新的因素（换用语言学、符号学的词语：产生出新的意义）；
（2）一旦进入阅读领域，便会导致新形象（意义）的扩散和传播；这种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是别的文类难以企及的：打着“亲见”、“亲历”的旗号，故最易获得读者的信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游记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反作用于“社会集体想象”，它以一种解构的方式，造成那些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与历史的断裂，由此颠覆那些“先入之见”，对传统起到某种革新的作用。
实际上，游记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既折射出社会集体想象物，同时他们也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
在形象学中的游记研究实际上必须绕经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心态史。这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时，尤显重要：近现代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而在这种变化中，对外部世界，对异国及异国人的认知和看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早期的史地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带有游记的性质。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记》，到梁廷、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的相关著作，这些作品在传递“他者”、“别处”等各种相异性因素的同时，不是也都引导着读者走出了国门，在阅读空间中去游历异域吗？
西方的史家们历来重视研究游记，通过游记了解：人类认知的水平；一个民族对异域逐渐了解的过程；有关异域的信息在本土传播的情况。以上这些情况便构成了年鉴史学派称之为“思想史”的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