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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

2002-10-09 来源:中华读书报 杨叔子 我有话说

《学术报告厅》第二辑《求学的方法》最近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收录了杨振宁、李政道、丁石孙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所做的学术报告。在大师们轻松的口语中,在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解中,源于生活智慧的科学之美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报告人们对社会、对科学的反思,也让我们掩卷遐思良久。让我们打开书,从《求学的方法》中摘取片段,来享受大师们的灵性和深邃。(注:本版内容均摘自该书。)

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机械工程专家,1956年毕业于原华中工学院,曾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我们教育的弊病在于应试教育,现在大家普遍感到中小学是应试教育,而我个人感到高等学校也是应试教育,是找职业的考试教育。考是必须的,试是必应的;问题是考什么?应什么?问题就出在“什么”与“如何”上。就出现在所谓的应试教育。高等院校是工具性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学生要找到好职业,就必须经过诸多的考试,只重视做事,不重视做人,不重视思维,急功近利,这就是应试教育,因此在高等院校,特别是理工大学,出现了五重五轻,我认为“重”是对的,但“轻”是不对的。

哪五重五轻呢?第一点,重理工轻人文。重理工,对;轻人文,错。轻人文,使得学生的人文陶冶很弱,人文素养差,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82年我在美国的一个大学访问,有几位华人教授跟我讲,内地教育有个缺陷,什么缺陷呢?内地的留学生,ABC很好,XYZ也很好,也懂得美元、英镑,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请问这种学生毕业出去以后能不能为中华民族服务?我认为他们提得非常好,非常深刻,也非常生动,ABC很好——外语很好;XYZ很好——数学很好,业务很好;懂得美元、英镑——会打经济算盘;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祖国地理,对祖国的地理知之甚少;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不太了解民族的历史,对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一点也不知道《史记》、《四书》、《资治通鉴》——对祖国与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这种高层人才,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地理、历史知之甚少,对悠久文化传统一无所知,可不可能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有感情?会不会为这个国家与民族很好去服务?现实的很多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个批评是对的。很多朋友讲,华中理工大学中国语文水平达标考试搞得不错,1995年9月17日开考,一年一次,为什么开考?就是因为一个大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杨校长,我有件事想不通,作为一个中国的大学生,四级英语过不了关就不能拿学位证,这点我赞成,因为要改革开放,要中外交流,但是汉语错别字一大堆,用词不妥,句子不通,文章不顺,居然可以拿到学位证。请问杨校长,这应做何解释?”这个学生很不错,我感觉提得很好,就把这封信拿到校长办公会——我们最高的行政会上去讨论。校长办公会一致决定考中国语文,每年考一次,如果在校期间考不及格,专科不发毕业证,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发学位证。

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层,还是牵涉到人文素质。文化素质的问题,作为中国学生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搞不通,行吗?第二层,对中国语言不通,传统的文化和精神不了解,怎么可能对民族有感情?第三层,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古老的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得不到发展,那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必定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绝对不是搞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是搞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因为不发展自己的文化,显然是对世界繁荣进步的一大损失,所以我们决定考中国语文,这一举措得到广大学生拥护,并已初见成效,而且近年来势头越来越好。

第二点,重专业轻基础,轻学术基础。重专业,对,高等教育是专门教育;轻基础,错。就会使学生的学术眼光近视,无后劲。1982年我到威斯康星大学的时候,一个美国教授请内地去的一位副教授给他的本科生讲课,第一次讲课的时候,这位美国教授说:“你别讲了,下来!下来!”这位副教授问为什么?对方说,你讲的是一个职业学校、中等技术学校教的课。这个副教授说好,把我们专业里深的内容拿出来讲。又讲第二次,还是被请了下来,还是职业教育。这回副教授怎么办?他把专业课最深的内容与他的科学研究里面最基础的部分拿来讲,美国教授讲这还可以。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对专业知识极其重视,而对基础的教育或者国外讲的通识教育重视得不够。

最近,在我们学校做了一年访问的日本访问学者,快走的时候和我谈话,谈了100分钟。到了最后,他说,他把我们学校的教育计划研究了很久,不像高等院校教育计划。我说:“为什么?”他说:“太失衡了,根本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而理工科的课程也太专。”现在,我们的普通高等院校把专业的东西放那么多,那么重,那么窄,从长远讲,对学生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像豆芽,又细又长;大学教育培养出个机器,适应性很差。这是件很糟糕的事,没有完成普通高等院校应该完成的任务。

第三点,重书本,轻实践。重书本,对,但不能到实践中去检验知识,不会在实践中学习,是绝对不行的。中国的老话不就讲了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干万件事。”有一次,我去听文学院中文系的课,桌子上有一本《论语》,我打开一看,“子曰:学而时习之”,我问一个学生做何解释?他说,“这好解释,学过东西要经常去温习,对不对?”我说:“讲得不对!照你这个讲的话,前面三句话三个意思,“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温不亦君子乎,”学过的东西拿来温习,是很高兴的;有朋友从远方来,是很高兴的;别人不知道我,也没关系,我才是个君子。这是三件风马牛不相关的事情,孔子那么笨,把三件无关的事放在一起讲。孔子的学生那么笨,把这么一段放在《论语》第一篇第一章讲!”我说,“应把《论语》好好看看,从总体上了解它的意思,绝对不能只看一层,”为什么读原典原著要用原典原著解释本身,不能用后人的注释,用后人的话来解释会走样,孔子所说的“学”,首先是实际学习,《论语》上多的是呀,不耻下问、入太庙每时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都讲了孔子的思想:要向实际学,要向大家学习,第二是学做人,学做学问。这个“学”是实践,向实际学习,学会做人。习,不是温习、复习,是实习、实践;把学的东西经常加以实践,这是很高兴的事情。所以,才有有朋友从远方来,又可向他学习,又很高兴;所以才有如此学习,是为做个无愧于内心的君子,别人知不知道我,毫无所谓。

大家都知道,外国学生考试,考试成绩并不一定比中国的好,可是外国学生很能做事,为什么?动手能力很强,实践锻炼很好。还有人讲,上海、北京的学生,考试成绩不如内地。我觉得这需要分析,这些地方的学生看的东西多,动手多,用上海话来讲,“这个脑筋灵光”,非常灵活,这跟实践结合有关系。在内地,尤其是在小地方读书,有的小地方的高中,一年只放三天假,大年三十晚上、初一和初二,其他时间都不放假,一天到晚读书,读死书,死读书,结果呢?不是读书死,就是读书傻。这不行。王夫之讲得好:“躬行为启化之源。”值得深思!

第四点,重共性,轻个性。重共性,对,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轻个性,错。因材施教搞得差,使得学生好的个性发展差,突出才能不够,我感到这是我们教育中很大的一个弱点。个性发展不好的人很难发展到很高程度。哪一个杰出的人物,没有个性?!没个性,决不能杰出;有个性,不一定杰出。一定要有个性。达尔文的个性就发展得不错,可是他小时候受到很多冤枉,校长甚至要把他开除掉,他喜欢荷马的诗,校长说他不务正业;他到化学实验室做实验,校长就说他胡搞,结果达尔文还是很了不起的。如果学生的个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就等于把学生灵性扼杀了。所以,中国有一句批评科举考试制度的老话——“消磨百代英雄气”,把一百代的英雄锐气都消磨掉了。什么原因呢?清代科举考试考的是八股文,考生便遍地搞八股文,把人框死了,独立思维没了,人才不能够成长。要顺着学生的本性去引导他,他肯定有发展,这个本性既是先天的,也是因后天的经历而形成的。1985年,我开始带博士研究生的时候,一位老先生给我讲:“杨叔子,你要注意好,带学生一定要看清学生对象。我有一个教训,我带过一个学生,是工厂来的,实践能力特别好,动手能力也很强;一个学生是研究单位来的,研究能力很强;我就想,补短吧!就让工厂来的搞理论研究课题,研究机关来的搞工厂课题,结果都不令人满意。如果从研究机关来的就让他搞理论性课题,从工厂来的就搞实践性比较强的课题,都会达到好的结果,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我认为这是对的,因为学生的天赋与经历已经造就他的某种优势和劣势,在培养人才的阶段,当然劣势可以去克服,但更重要的是发挥他的优势。不发挥他的优势,还要丢掉或少用他的优势,而另外去补他的劣势,肯定要碰壁。

重共性、轻个性还有其他的表现,如重课堂教学、轻课外教学,重灌输、轻启发,要保证每个学生都不掉队,保证课堂上彻底解决问题,灌输是都灌而输入,启发却启而不发,队倒没人掉,问题也没在课堂留下,人才呢?却出不来!

第五点,重功利,轻素质。重功利,对,不会做事,不重视社会需求,怎么行?轻素质,错,不会做人,不会思维,怎么行?其实,上面四重四轻,归根到底,就是这一重一轻。这使得真正生动活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杰出人才,培养得少。这一点很值得注意,我看到吴树青先生一篇文章中谈文科里面为什么没出现大师。我觉得不但文科里面没出现大师,在理工科里出现的真正的大师也不多,我想这与急功近利的导向和缺乏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很有关。

一个真正的大师必定是博古今通中外。教育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工具性的功能,这一点的的确确不能忽视,你不教会学生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的知识和能力是绝对不行的。但另一方面,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塑造人,是精神方面的东西,这是非常根本的事情,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塑造人。所以只看到高等院校工具性的功能,而不看到高等学校目的性的功能,是片面的。我认为,大学教育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在人格上和精神上的完善。中国的教育者,毫无疑问,应好好学习西方的教育,但中国教育自身的良好传统,决不能轻视。更不能丢失,而是我们立足之基,应该去发掘,去继承,去弘扬,去发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三个面向。所以在教育上,重功利是对的,轻素质是错的,五“重”是对的,五“轻”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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