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研究是学术界的热门领域，许多人在研究美英等国的行政改革，那么，作者研究香港特区行政改革的价值何在？
香港行政改革与发展是中国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实验室。行政管理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也是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之一。行政管理现代化，不管如何界定，其基本的涵义必然包括行政的理性化、法治化和高效化。中国的行政现代化必然要立足本国文化，但又与国际社会接轨，吸收西方先进管理经验。而香港的行政现代化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个中国人、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府管理具有了似乎只存在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特征——高度的法治信仰、对公共服务的敬业精神、理性、高效、廉洁、专业化、透明度、公平性等等，同时，它又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实现了中西行政文化的交流、共存、和谐和互补。因此，香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现代文明社会，它对华人世界，特别是内地的华人社会，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作者认为，在“一国两制”架构下，中国内地的公共管理现代化道路不会是，也不必是香港的道路，但香港的经验却是中国在发展现代政治文明过程中值得参考借鉴的：它不仅是一个公共管理现代化的成功典范，更是整个华人社会行政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实验室，它的经验、成就甚至缺点都具有非常长远、宏观的意义。
在加入WTO后，香港的公共管理对中国内地的行政改革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随着加入W TO和更广更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必须要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政府运作的许多方面将面临着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作者指出，在这一方面，香港的经验和价值无疑是独特的。因为香港的公共管理在服务承诺、政务公开、完善规则、解决纠纷、救济权利、监督权力、司法独立等方面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机制，早已经实现了“国际接轨”，许多操作性程序和规则可以直接为内地借鉴和移植。研究、学习和借鉴香港公共管理中与国际接轨的规则，无疑可以减少内地政府制度供给的学习成本。
既然香港行政改革的研究对中国内地具有重要的价值，那么作者是采用何种角度来实现这些价值、实现研究的目的呢？
内地学者的角度——将“九七”后的香港行政改革看作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研究。1997年7月1日以后，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一国两制”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其行政改革就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塑政府”运动的一部分，更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一部分。目前，在国内政治学和行政学界进行的行政改革研究中，人们的眼睛往往只盯住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家，认为香港的行政改革只是这些国家改革的翻版，没有特殊的地方而不予重视。作者将香港的行政改革与发展视为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后者的研究具有完整性，才能体现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多样性。这也是九七后中国公共管理学界义不容辞的使命。
行政生态学的角度——从行政环境和行政系统互动的视角研究“九七”后的香港行政改革。行政生态学是思考和观察行政发展问题的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它认为，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总是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有着“输入——转换——输出”的关系，它强调行政环境对政府行政的决定性以及政府管理对于行政环境的适应性，因而它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一致的。对香港来说，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意味着行政环境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更为重要的是，1997年主权回归以后，香港从一个英国人管治的殖民地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环境的这些变化不能不对行政系统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作者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香港政府在政府职能、行政架构、行政组织、行政文化等方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迁，也可以比较科学的预测这些变迁的趋势。
“双重转型”的角度——从“去官僚制化”和“去殖民化”的角度分析“九七”后香港行政改革的总体趋势。“九七”后的香港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什么呢？作者认为是在实现“双重转型”：（1）从工业经济时代的“官僚制政府范式”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化政府范式”。这一趋势被概括为“去官僚制化”趋势（“de－bureaucracy”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官僚体制政府范式的彻底否定，而是表示对其弊端的否定、减少和降低之意，“化”在此表示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或目标），后者为“去殖民化”趋势。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行政改革的基本动因在于，工业经济时代产生的官僚制范式政府已经不适应新的行政环境，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对官僚制范式政府弊端的改造。香港作为实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地区，自然也加入到这一改革洪流之中，成为“去官僚制化”改革运动的组成部分。“去官僚制化”的进程在1989年港英政府发表《公营部门改革》以后就已经开始，但1997年主权回归以后的香港行政改革与发展中，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延续。（2）从英国人的殖民管治走向“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国香港人的高度自治。这一趋势被概括为“去殖民地化”趋势。
这一趋势意味着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香港的中国人摆脱被外国人掌控自己命运的历史，以主人的身份治理香港并加强对国家的认同，其实质是香港的“中国化”（当然不是“内地化”或者“社会主义化”）过程。它是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新环境下，香港的中国人才以主人的角色掌握自己的命运，真正从政府体制、宗旨、使命、职能、机制、符号、价值、文化等各个层面荡涤一百多年来殖民管治的痕迹，加强对祖国的了解和认同。作者始终以这两个趋势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对“九七”以来香港特区各个方面的改革从“双重转型”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前瞻性地分析了这两个趋势的前景。
总之，作者对研究香港行政改革重要性的认识和视角的选取不仅使《双重转型》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也为作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必然使该问题的研究具有可持续性。
（《双重转型：“九七”以来的香港改革与发展》汪永成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