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先生以他一贯不动声色的幽默说自己是80年代人，而且又是香港人，从时间、空间上都属于边缘，当他从电话中得知与会者的名单时，觉得都是80年代那些意气风发、现在头发白了的人，所以很怀疑这个研讨会开成一个“怀旧”的会。但其实不然，与会的学者从一开始就将话题关注到文学期刊虽然还存在，还在起作用，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心逐渐在向大学里转移的事实，因为现在很多大学有相应的课程，有博士和硕士的培养，还有很多大学设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这比起80年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情况，形势有很大的改变，使得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非常活跃，好像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和批评文章数量非常大，这是80年代所不能比的。洪子诚先生首先声明，他认为6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退出当代文学研究，因为自己好多作品都没有看，主要是没有精力，另外也没有很大的兴趣。从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评论的整个格局看，好像有几个路子：一个是作协系统，包括组织的活动和评奖；大学也有强大的体制来规范你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向，比如审报课题的经费，起点是7万多，重点项目是十几万，这很容易使人动心；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问题，国外学者的影响是很强大的，应该对此有所清理。
王晓明先生认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当时的作家协会系统，包括作家协会的杂志、编辑部，中国文学领域里最活跃的思想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当时的大学比较沉闷、保守，因此当时最重要的批评家也都是从作协系统里出来的，他在上海有个感受，作协开的会是当时最活跃的，但2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因当然很多。在90年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重心转到大学里来，问题也很大，学术体制像一张网一样，在不经意间，我们处在一种新的局面里。你个人和你的专业都有一层层的等级，与此配套的两个东西是学术研究基金的申请和学术评奖，另外加上“核心期刊”，这些方面互相配合，所有这一切都归结到每个教师的工资和住房，和你的物质利益直接相关。这一切对学术影响很大，很可能导致大学里文学研究的平庸而且陈腐。南帆先生补充说，自己虽然在社科院工作，也在大学里教点课，非常同情大学里的老师，他们应付检查团是极为苦恼的，评硕士点、博士点、各种研究中心……，他们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接待检查团，这一切都在学术体制的建设的名义之下。这种学术体制的建设有必要性的一面，至少在动机上是重要的，但目前也暴露出负面效应，学术研究的空间被缩小，量化的节奏和学术思想的节奏可能完全是不吻合的。
黄子平对此的发言是：各位就大学的体制化所讲到的，在香港早就实现了，香港历来如此，而且愈演愈烈，所以我对内地的情况不感惊讶。我刚刚应付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检查团，名目翻译过来叫“教学过程的质量检查”，香港各大学都非常的紧张，提前一个月就放完暑假开学，大家连续地彩排、串口供，来了三个洋人来考察我们中文系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我们从香港立法局请了一个很好的同声翻译，把我们中文系的各种程序翻译给这三个洋人审核。就这个问题来说，已经是“环球同此凉热”，所以我现在关心的是，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的功能和目标就是要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做自己的事情。学院之所以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重镇，就因为它不断有新的学生进来。我现在倒是想稍微振作一下，看看希望在哪里，空间在哪里，还能做些什么。
陈思和先生表示，在90年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重心转移到大学里来，因为市场经济对学院的冲击比较少，学院里毕竟还有一些规范，学院和纯文学期刊的结合可能是个更好的方式，我们经常建议把当代文学的讨论会放到大学里去开。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连续开过几次会都是在大学里开，主要的听众是学校里的学生，请部分比较好的报刊的记者来参加，重点不在于宣传作品好不好，而在于理论上、艺术上的探讨，这也许会成为一种批评的形式，除了批评以外，还可以从创作本身展开。
有评论家指出，目前的会议质量不能令人满意，走形式的多，认真讨论问题的少。尤其作家凑在一起，害羞讨论创作，而说一些诸如股票、房子、版税、足球或者更乱七八糟的事。韩少功先生说：现在文学写作是否还能提供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很忧虑的事情。有时我想，是否我们要求太高了，老是想不断革命，老是充满着激情，处于创作的巅峰状态，但看看历史的话，这样的时期其实是很少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处于无力的时代，人文理性对社会的改变、对人间的不平处于一种无力的状态，它解释不了许多东西，也推动不了许多东西。从历史上看，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曾经很辉煌、令人激动的时期也是很少的，大部分时期文艺也是一种娱乐的东西，宋代知识分子普遍看不起文艺，朱熹他们都觉得写诗是下流的事情，陆游写了几首诗后来都表示很不好意思，就好像今天的作家、学者客串写电视剧赚钱一样，觉得不好意思。外来思潮的影响，从80年代始，一直可以上溯到“五四”，这百年来对文艺家特别的尊重，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确实作家和批评家也提供了很多观察中国的新的方式、新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看法，“五四”时期写小人物，写车夫、写保姆都成为大的文化事件，但这类事情在历史上是非常短暂的，在历史长河中就那么几块。我们看欧洲的历史，文艺变成一个非常严肃的、崇高的、对社会精神有建设性的、有感召力的也就是18、19世纪这段时期。我们期待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判断，实现一种革命性的转换，对社会有一种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要考虑到它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出现这种东西。回顾历史，有时是因为外来思潮的输入，有时是因为社会本身发生一种大的变革，有时是因为技术条件的出现，（比如印刷、纸张、电影的出现）当这些条件都不太具备的时候，文学是会有一个相当沉闷的时期存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我们要做不同的准备，估计到做事情的难度。作家们也是很苦恼的，一些作家还是想做很多事情，但常常会感到很多障碍，甚至不知道这些障碍来自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去克服。作家们找不到新的思想的动力，也找不到新的解释生活的一种方法，一个角度。
格非先生对上述各位的发言，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福楼拜、乔伊斯对未来的文学和文化发展做了很多预测，福楼拜在资本主义成熟的时候，他感觉到非常郁闷。他认为在未来的世界中，在文学中投入的热情越多，你写得越好，那么你在市场里所占的份额就会越小，这是福楼拜很早就对世界的了解。中国对畅销书的评价系统和日本、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尤其是在日本，一个作家的发行量上百万册，很可能被认为是个坏作家，这个概念是分得很清楚的。南美洲的文学是个整体性的文学，南美洲的作家基本上是从超现实主义起家的，在发展过程中他们也开始尝试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体，一种整体性的方法，所以整体性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局部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谈到中国作家的困惑，最大的困惑就是原来支撑作家的那些激情，现在已经被抽空了，没有新的力量来支撑，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在技巧上、形式上做任何努力都没有意义，实际上还是需要重新找到一个动力。
80年代的作家，各种职业的人都有，而现在写作的主体在转移，主要是大学生。蔡翔指出，从这些年轻人的作品来看，叙述语言发展得很快，但不会描述，没有细节。从“细节”这个切口切进去，其实这里有很大的问题，无论是社会现实带来的阅读习惯的改变，还是网络写作对年轻一代的影响，还是80年代的文学批评在文学观念上和理论观念上带来的后遗症，都使得年轻人的写作往往忽视“细节”，语言流畅，但很令人满意的作品不多。
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听说这一批文学界才俊相聚清华大学，马上闻风而动，主编黄平率领他那支精锐的编辑队伍（吴彬、贾宝兰、叶彤、孟晖）在最后一天和与会代表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主题是谈谈“当代文学的教育问题”。
南帆说自己的孩子最不爱上语文课是使他深感痛苦的一件事；韩少功说，文学是否适合教学值得讨论，因为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多义性，想象、读解、体验的空间，而教学要用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来得出标准化的结果，扼杀了文学的多义性。现在的时代是一个追求利益、比拼实力的时代，文学所提供的价值观和一个实利时代是格格不入的。黄平发问：文学是否还能成为普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止是教文人的手段？黄子平在台北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挂的很多诗，很抒情的，和交通安全有点关系，用诗的形式标点出来。并听说法国的地铁里挂满了当代诗人的诗，这大概也是一种文学在当代如何生存的策略。葛兆光指出，各位都是搞文学的，所以会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带到大学、中学教育里去，但需要区别的是，语文和文学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两回事了，中学是语文，而不是文学，大学才会有文学课，这里面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学的语文，在本质上和数、理、化是没有区别的，包括教生字、生词、分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它实际已经将文学转化成知识性的、可以计量、可以重复、可以考试的这么一种东西，在这点要区分开，否则就不能谈文学教育的问题。黄子平认为，文学教育若不从中、小学开始，到大学就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