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文字产生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之所以得以流传，不就是靠人们的口耳相传与考古发掘相印证才记载下来的吗！在浩如烟海的各种史籍中，也都包含有不少的口述史料。被称为“千古绝唱”的《史记》，就是太史公依据大量实地考察得到的口述访谈资料与丰富的文献记载相印证而撰写的。只是后来人们过于偏信文献史料，轻视口述史料，认为“口说无凭”，口述历史才逐渐被淡忘。实事求是地说口述历史与文字历史各有其功能与特点，既不可厚此薄彼，也不要厚彼薄此，二者理应互相映照，相辅相成。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向有“正史”与“野史”之分。相较而言，由于“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鲁迅《华盖集》）。口述历史显然不属正史，却可补“正史”之不足；再者，“正史”经过史官、史家的修补与剪裁以及各种正规体例的限制，成书后往往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难免读之乏味。而口述历史的内容，因系口述者的亲历、亲见、亲闻，包含有许多历史细节。录之于书，往往显得具体、细腻、生动，读起来兴味盎然；还有，口述历史以当事人述其所经当代之事，史料更富有现实性、鲜活性。当然，口述历史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当事人或记忆有误；或自我拔高；或有难言之讳等等，这些局限当可经过公众舆论，以纠其失，以正评价之不当，以求其真。
由于历史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大都是人所策划、参与、进行的。尽管每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由于各自的身份地位不同，其所参与的程度不同，但历史上任何成败得失，无疑都是由人类群体创造和造成的。惟其如此，我们组织编辑了《口述自传》这套丛书，传主多是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或者其本身是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活动中有重要成就、重要影响的人物；或虽非赫赫有名的重要人物，但其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人生阅历引人入胜，对读者富有借鉴启迪价值。我们期望能通过《口述自传》不同类型传主的自述，从各个侧面再现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般说《口述自传》的传主，大都是耄耋之年甚至是期颐之年的老人。其口述的内容需要适宜的人选进行采访和整理。这就需要受访者与采访者、整理者互相默契、密切合作。只有这样，一部部上乘的《口述自传》方能问世。国际上著名的口述历史大家唐德刚先生在谈及其之所以坚持多年从事口述史工作时，曾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流落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其逐渐流失，内心所发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之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于万一也。”我们这套《口述自传》丛书的整理者和编者，大都工作、生活于“中华无价之宝”所依存的中华大地上，更应有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使那“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且莫“眼睁睁地看其逐渐流失”。因此《口述自传》的编辑出版，还有着抢救史料的价值和意义。
为了把《口述自传》组织好、编辑好、出版好，我们还诚恳邀请了一些或是深孚众望的学界前辈，或是对口述历史有研究、有实践、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担任这套丛书的顾问、主编与编委。企望在大家的支持与合作下，把这套丛书出版好，以推动口述历史的蓬勃发展。
（《口述自传》丛书已出版《舒芜口述自传》，即将出版《文强口述自传》、《黄药眠口述自传》等；与此同时，还将出版连续性的丛刊《口述历史》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为口述史的推动、研究与实践搭建了一个平台，这将为我国史学研究开辟一个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