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希包恩是英国离曼彻斯特不远的一个小镇，虽然只有3000多人口，却是一座文化名城，其中的艺术品市场非常出名。1847年，这里出现了一幅画像，作者不详，收藏者说画中人是莎士比亚。画像的左上方有“1611”和“47”两个数字，前一个数字被解释为作画的年代，后一个数字被解释为画中人的年龄，莎士比亚出生于1564年，1611年正好是47岁，人们当时都相信了这一解释。有关莎士比亚的图像传世极少，大家认为“阿希包恩画像”是其中最好的一幅，这时的莎士比亚正处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那些赢得不朽声誉的作品大都问世，画中的那双眼睛特别传神，沉静而又富有生气，充满了自信。
但是几十年后，一些莎学家开始对这幅画像提出了疑问。1910年，美国的斯派尔曼博士（Dr. M.H. Speilman）指出：画中左上方的那两个数字、画中人左手拇指上戴的戒指以及右手中书籍的几块色彩同画中其他地方的色彩不是很协调；画中人的头发不像原样，似乎是被人重新画过的；他脖子上戴的领饰也不太妥帖，好像是由别人的手匆匆套上去的。斯派尔曼认为：画中人是一位英俊的宫廷绅士，从其穿着、装束和神情看，他是依据传统的宫廷礼仪打扮以后在准备陪伴伊丽莎白女王去参加舞会。依照斯派尔曼的这一分析，画中人显然同平民出身的莎士比亚毫无关系。
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问题历来有所争议。从上世纪20年代起，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提出，莎士比亚戏剧是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Edward de Vere，1550—1604）所作，他们被称之为“牛津派”。“牛津派”对传统的“斯特拉福派”（即主张莎剧作者是出生在斯特拉福的莎士比亚）发起了挑战，他们的声势越来越大，也把争论的范围逐步扩大到有关莎士比亚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这幅画像。
到了30年代，“阿希包恩画像”被福尔吉图书馆所收购。福尔吉（Henry Clay Folger，1857－1930）是莎士比亚的热烈爱好者，长期担任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裁。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和妻子埃米莉一道，凭借其强大的财力收集同莎士比亚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他们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东面建成了一座精致的莎士比亚图书馆，1932年向公众开放。馆中藏书25万卷，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也是全世界收藏莎士比亚文献最丰富的地方，比如，“第一对折本”是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版本，历来被莎学界视为珍宝，而这里就藏有79部之多。福尔吉图书馆为全世界的莎学家所瞩目，也是莎士比亚研究的中心之一。
“阿希包恩画像”被这家权威的莎士比亚图书馆收藏以后，更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位坚定的“牛津派”、美国学者巴瑞尔（Charles Wisner Barrell）在斯派尔曼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了其时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对这幅画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用X射线和红外线摄影拍下这幅画的照片，再对这些照片进行光谱分析。1940年他发表了自己以下几点研究结果：
1、这幅画被人改动过了。
2、原作上人物的头发被人用颜料盖住了一部分，前额的发线被往上提高了1英寸或者更多，致使小半个脑袋变得光秃了，这是为了使画中人符合人们习惯了的莎士比亚形象。
3、原来画中人脖子上戴的饰领，是现在的2倍大，那是伊丽莎白时代廷臣流行的装饰，后人用颜料把它盖住了大半，以适合莎士比亚的平民身份，当时平民所戴的饰领比贵族戴的要小得多。
4、画的左上方的文字、画中人左手拇指上戴的指环、他右手书籍上的金色颜料，都是后加上去的。
5、画中人左手拇指中部那一小块金色颜料的下面隐隐约约、但又明白无误地是一个野猪头的轮廓，而野猪头正是牛津伯爵家族的标记之一。
6、左上方文字的金色颜料掩盖着特伦山姆家族的徽记，这个家族是牛津伯爵夫人的娘家，牛津伯爵1592年同伊丽莎白·特伦山姆结婚，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7、在画的左下方，可以看出C.K.两个字母，这是荷兰肖像画家凯特尔（Cornelius Ketel）姓名的缩写；而据历史记载，凯特尔曾经来过英国，为牛津伯爵以及伊丽莎白宫廷中的其他显贵画过像。凯特尔为牛津伯爵画的像从来没有出现过，应当就是这一幅。这幅画像同1575年画家韦尔贝克所作的牛津伯爵的画像惊人地相似。
“牛津派”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实际上是牛津伯爵所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伊丽莎白女王和她宫廷中的大臣们要掩盖这一真相，就把戏剧的作者说成是莎士比亚，为此他们制造了一系列的“阴谋”，对“阿希包恩画像”的修改就是这种“阴谋”的一部分，他们把有关牛津伯爵的一切都改成了莎士比亚，正如德·维尔的作品被莎士比亚“篡夺”一样，德·维尔的肖像也被莎士比亚“冒名顶替”。（关于“牛津派”和“斯特拉福派”的争论及双方的主要观点，见2002年4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所刊笔者文章《莎士比亚面临牛津伯爵挑战》、《莎剧作者之争八大焦点》）。
“牛津派”的这一观点遭到“斯特拉福派”的强烈反对。1979年福尔吉图书馆为了举办一次展览，对“阿希包恩画像”进行了局部修复，铲去画上某些后加的油彩，并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他们认为画中的家族徽记不是牛津伯爵第二个妻子的，而是属于另一位贵族，即1627－1628年间担任伦敦市长的汉穆斯莱爵士（Sir Hugh Hamersley）。而且画中标明的作画的年代的最后1个“1”也是由“2”改动过来的，也就是说作画的时间不是1611年，而是1612年，这时的画中人47岁，正是出生于1565年的汉穆斯莱的年龄。根据福尔吉图书馆中这些莎学家的意见，“阿希包恩画像”的画中人既不是莎士比亚，也不是牛津伯爵，而是汉穆斯莱。1993年“斯特拉福派”的重要刊物《莎士比亚季刊》刊文阐述了这一观点。不过，也还有一些“斯特拉福派”在坚持，“阿希包恩画像”就是莎士比亚的画像，可能是18世纪的画家所作。
但是，无论说“阿希包恩画像”是汉穆斯莱、还是莎士比亚，都不为“牛津派”所接受。近年“牛津派”对这幅画像再次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从画中人物的穿戴（比如腰带）看，是16世纪中后期而不是17世纪初期的式样，这幅画应当作于1580年左右，当时汉穆斯莱15岁，莎士比亚16岁，都不可能谢顶，不可能是画中的那个样子。德·维尔当时30岁，画的正是他。
“牛津派”和传统的“斯特拉福派”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争论，正在继续进行之中。1992年牛津伯爵所使用过的一部所谓“日内瓦圣经”在福尔吉图书馆的发现及其后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使“牛津派”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1998年，有关莎士比亚一段生平的电影《莎翁情史》获得了7项奥斯卡大奖，可谓轰动一时，这也引发了关于莎士比亚传记和莎剧作者问题更激烈的争论。此后，传统的观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如《哈泼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时报》等相继用相当大的篇幅对牛津派的观点进行了同情性的介绍，不断为这场争论推波助澜。可以预见，“斯特拉福派”和“牛津派”的论战，其中包括关于“阿希包恩画像”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