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不从人愿，你期望的不来，不期望的倒来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命运不断遭受这样的拨弄，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具体到一位作家，就像古立高吧，他的这个长篇系列，按计划该是《隆冬》、《早春》、《寒流》、《盛夏》四部，并且理应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写出来，结果，一来二去，迟到了三四十年。
古立高在1937年10月以一个14岁的少年参加革命，是在八路军中长大的。1949年夏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随后在50年代初他就做了写抗日战争的计划，拟定题目和内容。然而从1953年春到1957年4月他作为不领工资的专业作家的四年，竟不能安心写作，在党校学习一年后被派到一个是非之地做党的工作，在上级党委领导下对一个所谓反党集团进行甄别，形势反覆，他成了反党集团“编外”的反党分子。这样，他写抗日战争背景长篇的计划就只能推到70年代末了。
百年中国处于动荡的时代。文学作品写人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人际关系，从深层心理到言语层面，无不打上不同时期的烙印。社会题材的文学作品，如是共时性写作，可能赋有鲜活的烟火气息、泥土气息以至血肉气息，但容易受到信息和视野的局限，有时经不起时间淘洗，而且如果没有较深的艺术功底，就有流于粗糙的危险，只有孙犁、赵树理那样的大家，在抗日战争中写当时生活的作品，才能跻入文学史之林。在苏联，西蒙诺夫写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的《日日夜夜》，终究不如他后来写的《生者与死者》、《最后的夏天》。人们说文学是记忆（包括个人记忆和群体记忆），就意谓文学的写作是对过去的事情经过反刍，经过沉淀和提纯。尤其像《隆冬》、《早春》这样反映一个地区各阶级各政派复杂关系的工笔长卷，如果能在50、60年代写出，虽不是共时性写作也还算“趁热打铁”，那自然很好；但像现在这样，在时过境迁多年后写出，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它写的仍然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但经过深思熟虑，多少避免了庸俗社会学创作原则和结构套路的一些影响，也突破了历史眼光的一些局限。书中对蔺冰之的牺牲和主要人物郭子刚为此流露歉疚之情的描写，在80年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只有有数的托派人士，而怀疑到处有托派组织进行破坏抗日的活动，以致开展斗争从肉体消灭所谓托派分子，历史证明都是无的放矢，造成冤案。蔺冰之虽非死于肃托，但至死都处于托派嫌疑的阴影里，现在书内有关章节合乎逻辑也合乎分寸，显得真实可信。
文学作品不等于历史，但涉及历史内容应该真实可信。我相信我从《隆冬》、《早春》中读到的是晋察冀边区一名八路军战士——基层干部眼中的历史。所有叙事文学作品都在某种意义上带有自传性，即亲历性，何况这两部长篇所写地域是作者的故乡，阜城即指阜平，曲城即指曲阳，一望可知；所写的人物是他的乡人、同学、战友和工作与斗争对象，例如主要人物郭子刚，在小说开头的1933年刚刚14岁，比作者年长仅4岁，是同代人；所写事件至少从1938年往后特别是十支队的斗争，更是作者亲身的经历。作者把我们引入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生活真实之中。
过去关于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关系一度被所谓指导性的理论弄乱了。固然，生活真实并不等于历史真实，但达到历史真实高度的作品，必然以生活真实为基础；游离了生活真实，或遮蔽，或拔高，而侈言历史真实，无异于沙上建塔，不过是心造的幻影，甚至骗人的鬼话。
近年读到少量标榜重新“诠译”历史之作，信马由缰，率意而为，不但细节和言语的失真为作者视为小节忽略不计，而且首先违反生活的真实，暴露了作者的无知或一知半解，却要强做解人。与其读这样的东西，如有余暇，还不如去披阅前人谈狐说鬼的笔记，那里容或闪烁着人间的世相，隐喻着深刻的真知。
而古立高的这两部长篇，我是当作信史来读的。《隆冬》写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冀西王乐镇，在绝非田园牧歌式的风俗画背景上，突出了中共地下党员、群运工作者深入民间宣传和组织群众的情节；《早春》写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初期，一支抗日义勇军——军分区支队一方面有日本侵略者和伪军大敌当前，一方面又要对付统一战线内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在这里，大凡写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写弱势群体穷苦农民的抗争要求，写当时出身农家的青年知识分子下乡亲近和发动群众，以至写当时地下党组织和贫苦农民生死与共的关系，都是符合生活的真实也符合历史的真实的。小说写财主士绅的形象稍嫌单一甚至个别笔墨有漫画化倾向，恐怕是受生活面的限制，而对中间人物着笔较少，有些化作无主名的几句“群众反映”，我想就是惯性思维于有意无意间的表现了。
过去流行的“典型”论，要求一部作品“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反映一个阶级、一个社会乃至一个民族在一个相当长时段内整体的生活状态、精神风貌，根据“历史决定”论提供“典型环境”的描写，结果往往是为图解概念而任意剪裁历史和现实。而我认为，像古立高的小说这样，力求真实地写出当时当地各类人物之间的关系，不同人物或自觉或不自觉、或主动或被动地在一定时势下经历着命运的起伏、荣辱、盛衰和生死，作为文学作品的任务也就什九完成了。
我说作者写了当时当地，例如1938、1939至1940年代初的阜平，我们的确从中看到了那种在国民党中央军望风溃退以后，一时的政权真空形成了“司令如毛”的局面，随后八路军和晋察冀边区政府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与敌伪势力，与中央军残部石友三、张荫梧等鼎足而三，在这一大格局下，以王乐镇和十支队为中心的每一进退胜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样线索纷繁的斗争始末，只宜用细针密线的写实手法。小说风格和写史的要求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小说有讲史传统。而除此以外，如《红楼梦》也可以说是一部贾府家史或贾氏家族由盛而衰的末世史。其实，一切叙事文学都有史的因素，因为它所叙是人与事的过程；即使着重写人的精神世界、精神活动，不是也有“心灵史”之说吗？《隆冬》和《早春》穿插了几户农民和孔家财主的家史，王乐镇的乡（镇）史，贯穿着主要人物郭子刚从14岁起的成长史，更不用说对日本和顽伪势力的斗争史了。
从阅读的角度看，历史题材的作品，如历史本身一样可以成为一面镜子。失败固然应该作为镜鉴，成功一样应该作为镜鉴，一个是“鉴戒”，一个是“借鉴”。看到团参谋长谭冠武粗暴专断造成的大失误大伤亡，是有许多应该引以为戒的；看到杨之田深入“基本群众”，“打成一片”，那种标志着革命“其兴也勃焉”的良好党群关系，不是依然能给半个多世纪后的人以启示么？
古立高的这两部小说，无疑属于孙犁《风云初记》、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梁斌《红旗谱》这一文学谱系；而他写到了孙犁、赵树理、梁斌和其他作家没有写到或一笔带过的内容。有些内容至少是有认识价值的。他的这两部作品一出版于1980年，一出版于1994年（后者想来印数无多），我当时竟都没有听说，有我孤陋寡闻的一面，也不能不说与一时的阅读热点转移有关。我想，古立高的这两部长篇，如同秦兆阳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长篇《大地》一样，假如出现在50、60年代，显然会赢得多得多的真诚读者。
文学史实际上应该包括两个分支，文学作品出版史和文学作品阅读史。出版和阅读，跟创作、理论批评和文学运动一样受到社会政治的制约，但其间有联系又有区别。在计划经济时期，左右出版的是意识形态和行政指令，转型以后市场作用的力度日益加大了。而群众性的文学阅读，由于整个生活方式的变化，除了少数高档次读者坚持审美标准外，多数流于休闲，对读物的选择往往听命于大众传媒支配的时尚；偏重一些知识性的就算较好的情况了。宣传导向本来旨在以“正面宣传”取代或淡化包括“文革”在内的历史负面，但在今天的读者那里，就扩大为对党史和革命史的一概的淡化。不能简单指责广大受众的“信任危机”甚至离心离德，还要看到历史积累的公信何以显著降低。当下的腐败抹黑了革命的光环和先烈的面目，不肖的子孙祸延祖宗；与此同时还贻害后代，现在35岁以下的人不知“文革”为何物，还能指望他们认真面对例如抗日的历史吗？
在司法程序中取证，要求证人如实地陈述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不是道听途说，更不能信口胡诌。历史的文学书写，亲历者尤其可贵。《隆冬》和《早春》就是作者对那一地区那一时期的历史见证。期待送审中的《寒流》早日以作者写作的稿本问世，小说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艰苦惨烈，越过20年写到“文革”中的遭际，既体现了作者深沉的沧桑感，又拉近了与后来读者的距离，有助于我们做民族历史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