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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承洞先生是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1997年12月27日离开了我们，至今已经5年了。
作为潘老师的学生，我在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中间在国外学习进修外，其它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以潘老师的学生、学术科研助手以及后来作为副校长的身份陪伴在他的左右。应该说，我对潘校长的了解是比较多的。但是，在今天这个时刻，我发现自己的语言是多么贫乏。
作为教师，潘老师首先是一位敬业的教师，是一位把数学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教师。我1979年进入数学系，数学分析的第一堂课是潘老师讲的。回忆往事，仿佛就是昨天：黑板前他那高大的身影，一笔一画特别认真仔细的板书，还有铿锵有力、非常简洁的话语。他的板书总是从左边开始，由于潘老师是1.85的大个子，从左边最高处写着写着就往右低下去了，所以看到的是一行行斜线。他近视得厉害，所以他写的字特别大，生怕学生们看不见，而且特别用力。他讲的课很有自己的特色，内容不是非常地细致，但是他站得很高，能留给学生非常多的遐想和自由思考的空间。后来听他的第二堂课，是他自己和于秀源一起写的《阶的估计》。还听过他的一门数论基础课，那是在1982年，潘老师给本科生讲的最后一门课，以后他没有再给本科生上课。那时潘老师已经有病了，但是他只是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不舒服，没有当回事，一节课没讲完，已是大汗淋漓，然后说讲不动了，休息一会儿，第二节课继续讲。后来查出来，他那时已经长了肿瘤。现在回忆起他当时讲课的镜头，我仍然非常感动。
潘老师第一次住院做肿瘤手术的时候，我刚刚考上研究生，在师母的安排下给他送饭。手术之后不久，潘老师觉得无聊，想看书，他给了我一个纸条，上面写了两本书的名字，让我悄悄地把那本书带去。我那时年轻，不懂事，真的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从数学院的资料室借了书带给他，记得其中有一本特别厚，是关于函数论方面的。后来，没过两天，就听说大夫和护士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他，还问是谁把书带给他的。潘老师在病床上跟我们谈的就是学习怎么样，看了什么新书，然后讲我们能听得懂的数论或者数学其它方面的知识。那是最初和老师近距离的接触。
作为一个老师，他是一个特别爱学生的人。经常在周末的时候到我们的教室里转，看到我们在上自习，就非常高兴，问我们看了什么书，有什么收获。特别是我在做了研究生之后，就更能亲身感受到他对学生的那种爱。我们每个人的博士论文，几乎都是潘校长给定的题目，许多学术上的成果，都包含着他的心血，而且都包含着他许多独特的、关键的思想。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和他联名写过论文。每一篇论文后面只写了几个字——感谢潘承洞教授。
作为老师，潘老师还是一个特别富有人格魅力的人。他很少直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事、做人，但是他的言谈举止，他的一举一动，对我们影响很大。有人说，我讲的普通话有点像南方普通话，起初，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人不经意地问我是不是受潘老师的影响，我才恍然有点觉察。而且现在我说话走路的一些方式，往往不自觉地在模仿潘老师的动作，因为非常崇敬他。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而且这些年轻人基本上都有一段海外的经历，但几乎所有人都自觉地、开心地回到他身边，在他身边工作，为学校工作，为我们的祖国工作。
作为一个学者，潘老师是一位大学者。“大”是指他事业之大。他本身研究的领域就比较宽了，但他还考虑一些相关领域的发展。像信息网络安全，数论在信息网络安全中的应用，他就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方向。于是果断决定招收了研究生，并为他们的学习创造了难得的条件，这就为一个新的领域的开创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还体现在他研究的问题之“大”和成果之“大”。他往往对那些小的成果不放在眼里，告诉我们应该做大问题，有意义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潘老师一生发表的论文并不是太多，但是几乎每一篇论文都有他独到的思想。比如他在5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文章，那是他非常年轻时发表的，至今还有非常高的引用率，就是因为那篇文章里面所隐含的思想和方法为后人继续关注，继续研究。
“大”还体现在潘老师的心胸之“大”。他是无私的、胸怀坦荡的人。他在数学界的口碑特别好。王元先生在《潘承洞文集》的序中称他淡泊名利，胸襟坦荡，为人正直，我认为是十分中肯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不仅在数学院，在山东大学，而且在整个中国的数学界，在国际的数论学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人品。
作为校长，首先他是一个战略家。潘老师作校长时，是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处于低谷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了学校面临的困难，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山东大学应该面向山东，教育应该面向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他首先倡议并促成了山东大学和山东人民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正是因为这种关系，在学校困难的时候，每年从政府得到了政策上和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战略的思考，没有山东大学面向山东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就不可能得到山东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新的山东大学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实现教育部和山东省的共建。
其次他是一位特别爱才的校长。90年代初，山东大学当时是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候，他提议并顺利实施了每年破格提拔一批年轻学者成为教授，第一批是16位，我们数学院有4位，我也是其中的一位。现在这16个人以及以后每年10名左右的破格教授，已经成为山东大学学术和管理的中坚力量，有些已成为国家学术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还有些在国外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他对人才的热爱是无条件的，他喜欢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人特别有才。比如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徐显明校长，潘校长最初并不熟悉他，但是了解到他很有才，就一直提携他。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潘老师看来很普通很自然。但是正是因为他，影响了一代年轻学者的成长，也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校长，潘老师还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校长。他自己出访过许多国际上知名的大学，通过他学术上的影响和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使山东大学逐步迈开了走外向型发展之路的步伐。
潘老师尽管离开我们5年了，但是他留给我们许多难以忘记、难以抹去的东西。他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将激励我们为学校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我们的青春和力量。新山东大学成立之后，我们正在努力营造学校的文化氛围，确定了“气有浩然，学无止境”的新校训。我想，我们踏踏实实地做事，潘老师会含笑九泉的！（本文根据作者在纪念潘承洞院士逝世5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讲演整理而成，整理者：徐长平、李文娟。展涛先生是潘承洞先生的学生，现为山东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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