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是卫茂平、马佳欣、郑霞三位合著的《异域的召唤——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著者充分发挥德语专长，并且以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力，分“德语文坛‘中国’形象之变迁”、“德语文坛中国文化之回声”、“德语文学汉译史话”三个部分，对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做了系统的梳理与较深的阐释，在框架设置、观点论述及史料钩稽等方面均有值得称许之处。但第三部分“1、德诗汉译之端绪——王韬、蔡锷、梁启超”（从“跋文”来看，这一部分是卫茂平先生执笔），却有几处硬伤。329页所说的郑关应，实际上应是郑观应，这大概是排版之误，姑且不说。331页把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当作1900年八国联军所为，与史实有违。333页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归于梁启超的“如椽巨笔”，从前后文来看，并非偶然笔误，而是名副其实的张冠李戴。
第二本是陈建华先生的《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这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梳理20世纪以来中俄文学关系沿革的专著，其开创性在我所十分尊重的先生所写的序文中有所肯定，对此我基本赞同。但不能不指出书中有明显纰漏，如第一章第2页，说“早在明末清初（1618年）中国顺治皇帝就曾写信给俄国沙皇瓦西里·苏伊斯基，表示沟通的愿望”。这一句的表述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皇太极于1636年改后金为清，那么1618年何来“清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出生，1643－1661年在位，怎么可能在1618年写信？接下来的一页，称“中国先秦散文中最早被译介到俄国的是孔子的《大学》……1784年，他的《中庸》俄译本问世”。其实，《大学》与《中庸》是宋代从《礼记》中抽出的两篇，前者约为秦汉之际儒家作品，与孔子相差了几百年，后者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孔子之孙）所作，这一点即使得到确认，祖孙著作的署名权也不是可以随便置换的。
第三本是孟昭毅先生的《东方文学交流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此书的学术贡献自然同样应该予以肯定，但其中有的观点让我不敢苟同，提出来作为商榷。74页说“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在秦汉之际（公元前221－公元220）正式形成”。而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期，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法家、兵家等姑且不论，作为中国文化重要基石的儒家、道家，其核心与整体框架此时均已基本形成。那么，说“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在秦汉之际（公元前221－公元220）正式形成”是否有武断之嫌？
上述三本书的著者，其专业都是外国文学，当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耕耘时，给人以得心应手之感，而前面提到的问题，都是出在他们不太熟悉的领域，由此想到越界研究的确具有相当的风险。我自己的比较文学著述，有多少类似的硬伤，不大敢回头查验；现在正在做着翻译文学的课题，即使小心谨慎，恐怕也难以完全避免露怯。读书时随手写下上面的文字，与其说是批评他人，毋宁说是为了提醒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