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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不累的理论书

2003-01-29 来源:中华读书报 涂石 我有话说
《说话的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 董晓萍著 中华书局

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端于五四时期,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了,但我国学者对民俗学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概括,却是迟至20世纪末的事:1998年12月,《民俗学概论》作为国内第一部民俗学教学参考书正式走进高等院校,4年来已印刷5次,累计印数达21800册。然而,对于根植于学科土壤的亿万中国人来说,对于关心民俗文化的广大读者来说,它无疑还是一本没有走出象牙之塔的“天书”。其实,早在《民俗学概论》刚刚出版的时候,主编钟敬文教授便提出,应该编写、出版一本适合普通读者,包括中、小学生阅读的通俗民俗学著作,文字要精简,要加上插图,让大众在阅读中引发兴趣,在轻松中走近民俗学。然而,撰写这种理论书又谈何容易?它需要做到知识性和通俗性的完美结合,需要作者对民俗历史和民俗现状都能驾轻就熟,并给予深入浅出的科学说明,这显然不是把《民俗学概论》简单地缩写一遍就能奏效的。作为《民俗学概论》一书的责任编辑,我时常为未能在退休前组织出版这样一本书而感到隐约的遗憾。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书店浏览时,发现了新近出版的《说话的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我买下它匆匆回家阅读起来,几天读毕,我难掩心中的兴奋,这不正是一本《民俗学概论》的通俗教本吗?“说话的文化”,这一书名,多么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它采用了全新的视角阐述,让人全无理论重负,又能获得学术启迪。它不像一般大学教科书那样,正儿八经、书卷气十足,从开首到结论,面面俱到,进行庞大的学说体系构架;它抓住民俗学理论的筋脉,巧捷入局,指出民俗学其实就在你的面前,你换个角度就能看见它,用不着紧张,跟人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不是一回事。然后,读者就会跟着作者去领会高头讲章的实质,从人之初的第一文化壮举——说话开始,进入全书的6个章节:一、民俗是人类文化中的说话文化;二、文字文化发现说话的文化;三、说话文化的艺术表演;四、说话文化的经济生活;五、说话文化的社会基础;六、说话文化的节日内涵。发现民俗原来是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不过民俗学将之统领起来,加以理论概括,并展示了它的佳境:“人类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文字的文化,一种是说话的文化,民俗是说话的文化。中国是一个民俗大国,也是一个文字大国,但是,从民俗传承的全过程看,文字只是民俗的黄金搭档,而民俗主要是说话。说话文化的至高境界,有时是不说话,而代之以行为的表达。这些行为事件,在民族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被赋予了稳定的民俗含义,已产生了特定的象征性,被民族群体所认同,因此成了一种有意义的文化符号。以往对民俗的谈论,主要是从文字文化出发的,许多学者由此进行了文字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研究。然而,从说话文化的角度看,就会发现,民俗还是另一种文化——它离不开声音和行为。无论是说话,还是意义符号,都需要声音和行为,恢复声音和行为就会找到民俗的热闹特征,发现民俗的灵气,体验民俗象征性的建设过程。”其实这也正是民俗学的学科性质、价值和位置所在。作者的论说新颖独特,理论结构别具匠心,使民俗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在人们不经意中展现出来,又流泻到他们的头脑中去,不勉强、不刻意,也不隔膜。读者乐于接受,就把读书活动变成了一种精神享受。

其次,此书注重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的结合,是又一大特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语言不同、文字不同、服饰不同、饮食不同、民居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彼此都能使用听得懂的符号语言说话,创造了人间奇迹。说话的内容,可以传达人们之间的社会网络、家庭结构、价值观体系和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内部文化,但它具有开放性,允许附加各种象征意义,又给民族文化增加了可持续利用的活力。保存和传播民俗的载体,有历史文献,也有口头和行为传承,但老一辈民俗学者多着眼于历史文献,研究传统民俗,而新一代民俗学者则能做到不忽视历史文献,又注重社会现实,重视田野作业,关注现代民俗事象的变迁研究。此书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民俗学的时代特征。我是赞成此点的,我认为,民俗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也是一门现代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生活而言,几千年的往昔固然是历史,日新月异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又何尝不是一部鲜活的历史呢?所以同样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何况,从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说,现代人享用的民俗更应该成为民俗研究的重点,因为学术的意义全在于应用。本书在涉及民俗学的现代研究中,对现代社会的通俗歌曲、电影电视、民间戏曲等精神文化事象,对电脑通讯、百姓住房、中西饮食、服饰展演、旅游交通等物质文化事象,以及对行业能人、市场营销和社区交往等社会活动事象,都给予了民族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动解说,十分难得。这样的理论能使人聪明,能使学术常青,能使书业发达,能使天下爱书人联网,实在是越多越好。如今许多文艺著作之所以缺少广大读者,缺乏艺术生命力,就是由于作者往往对我们国家极其悠久的文化历史不熟悉,对我们的民族精神不熟悉,对我们的民俗传统不熟悉,对我国民众现实生活的变化也不熟悉,因而他们拿不出具有鲜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特色和民族开拓性的独创作品来。单从这一点看,民俗学及其理论的普及,就不仅有其自身的学术意义,也有用它来指导某些文艺创作、乃至规范某些社会行为的意义。我想,这也正是《说话的文化》这本书的不同一般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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