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金先生的大名，是在北大求学的时候。那时，常能耳闻一些名教授的逸事，其中便有关于金先生的。据说金先生曾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凡有名教授前去借书，便留心将书目记下，偷空仔细研读，终于成为名家。记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感觉先生名字很特别———金克木，接着便是慨叹先生之聪明，涉猎之广了。
毕业后我到学苑出版社工作，无意间听说金先生曾任我社上级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长。稍后又有幸担当本书责任编辑，就我而言，无疑是一种缘份。
有关金先生的学术成就，黄宝生先生在代序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既无力也没资格置喙。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金先生关于印度文化的《梵竺庐集》3卷于1999年出版后，一直有意将另外10篇有关印度文化的文章合成一集，作为补编。“力不从心，不能多写，这些话算是一点说明。”这是2000年2月23日金先生为本书作的引言末尾的一句话。讵料，几个月后金先生便与世长辞，这段引言，也成为绝笔。金先生晚年转向随笔写作，以学术随笔蜚声海内外，在金先生笔下，古今中外、文史哲经、旧学新知，枝蔓互攀、融汇贯通。似信手拈来，却涉笔成趣。在广大知识界，是很有一些人喜欢金先生随笔的。
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深奥的道理，能一句说完的，绝不作成一篇，这本是金先生和他那一辈大家的共同特点，如鲁迅，如陈寅恪，莫不如是，而现在是极难见到了。过去一些讲梵文、讲佛教、讲印度文化的书具有同一弊病：越讲越复杂，让人越看越糊涂；作者刻意高深，读者不知所云。而金先生则恰恰相反，看似平淡的表述，在不经意处往往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或是仿佛指点出一条让蒿草遮埋的路径。例如“不过佛教特别喜欢用各种术语，又喜欢计数，这也是印度习惯。他们的逻辑也是公式化、数学化得很。佛教为超脱死，要追溯生，从成胎到生产的经历都一一计算，仿佛讲产科医学。分析心理越来越细。佛、菩萨称号越来越多。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不涉及。这真好像是对记忆抽所得税。可以说是存心不让外人懂的”。再如“唯心的语言（特别是译成外文时）表达唯物的思想本来是印度文化传统的一个特点”。又如“不但佛书，其他古书往往也有内外之别。讲给别人听的，自己人内部用的，大有不同”，“古人著书差不多都是心目中有一定范围的读者的。所谓‘传之其人’，就是指不得外传”。读后无不令人拍案叫绝。这样的例子，在补编当中俯拾皆是。读金先生的书，常常让人忘了是在读书，好像是面对着一个智慧的老人，听他娓娓述说。
“这些文看来说的都是过去”，“可是论到的文化思想都与现在不无关联”。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多是因现实有感而发，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的。读补编，这一点尤应值得注意。
在本书编辑加工过程中，承蒙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王镛研究员，法音杂志社采访部主任桑吉扎西先生提供插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郭良鋆女士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书成即将付梓，聊以为记，以纪念金先生以及这段即将成为往事，留存为记忆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