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在欧美各大学中，只要是教授就有资格指导博士生，并无“博导”与非“博导”之分。不过彼方之教授是“物以稀为贵”，并不像我们这里的所谓教授多得车载斗量，甚至逾于过江之鲫。数量多则质量上难免良莠不齐。然则在众多教授中区分出“博导”与非“博导”来，本属符合国情，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当“博导”，其学术上的水平与标准似并无一条明确的“底线”。就我所见到的某些“博导”的专著或单篇论文，其水平是否够得上担任“博导”，实在令人可疑。盖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者有之，出现常识性硬伤者有之；甚至有些观点和材料，古今中外的前人早已说过多少次，几乎其内容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事物，而身为“博导”之流却一无所知，竟把他那一点井蛙之见当成稀世之珍和不传之秘，津津乐道而写入其大作之中者更是屡见不鲜。这样的导师“导”出来的学生，其功底与质量如何，就更使人放心不下。由于“博导”多了，于是获博士学位的人数也按照几何级数不断飙升。看上去我们的文化学术事业似乎在日臻繁荣昌盛，其实却难免有“泡沫文化”的成分在内。这就不能不使我这个老教书匠发出杞人忧天之叹，落笔写出这近于杞人忧天的文字，做一个“不在其位”而竟然“思谋其政”的不合时宜之人了。
近时从各种媒体不止一次看到如下的新闻报道：有的“博导”竟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指导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博士生。我以为这样的“博导”可谓“奇才”。我本人资质鲁钝，平生真正指导过的研究生只有一人。上个世纪60年代，北大中文系一度成立了一个研究生集体指导小组，由教授二人、讲师一人（即区区是也）、助教若干人共同负责辅导，定期碰头讨论质疑答疑。这一做法曾维持了好几年。而彼时在这个小组集体指导下，于某一时间段内，研究生的总人数最多也未超过十人次。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包括指导来留学的外国博士生和代管过的博士生，在每一时间段内我也只指导一个人；到2001年，加在一起也未超过五人次。而从我本人的体会来说，只要有指导任务，我这所谓的“导师”即感到无论时间或精力都相当紧张，担子很重。可见我这个人实在才辁力薄，殖学无根，比起当前的某些“博导”来，真是瞠乎其后了。盖一位“博导”同时竟可以指导几十人，这些人总不可能共选同一论文题目。即使在同一专业范围之内，那担任“博导”的恐怕也得“十八般武艺”件件都有两下子才行。我不过只是个凡夫俗子，在学术领域和专业范围内，凡是我不懂或只略懂皮毛的学问，我绝对不敢大包大揽，胆大妄为，对学生胡乱指手划脚。而现在的“博导”竟能同时指导大抵相当于一个班的小学生之数，恐怕即使是陈寅恪、钱钟书也未必有此铺天盖地的知识“涵盖面”。“虽尧舜其犹病诸”，而况“博导”乎？
不过最近我却有点开了窍。不久前我曾看到一份表格，是关于高级知识分子住房面积的标准的。其中院士相当于副部级待遇，一般教授相当于正司局级待遇。把“高知”与政府行政官员等量齐观，是否妥当这里姑不讨论。但既有如此规定，那么一位司长或局长的手下总会统辖着上百人吧。然则一位“博导”能带几十个博士生，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遗憾的是，我这个老教书匠天生不是做官的料，所以只能自愧弗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