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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建设新文化铺路垫石

2003-05-14 来源:中华读书报 方广锠 我有话说
1981年4月,任继愈先生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三版附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旧文化’,1974年以后,全国演出‘儒法斗争’的闹剧,到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科学研究已无从说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被抓来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学术界一片荒寒,没有研究,没有自由,只有‘四人帮’的口号。哲学史不能讲,佛教史也不能讲。偏偏在1972年到1974年患眼病,右目丧明,左目视力减退到正常视力的三分之一,生活条件既艰难,心情也十分苦闷。蕴积多年的一些成型的关于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的思想体系,没有机会写出来。日迈月征,人已渐老,总想给后人提供一点思想资料或工具知识,打算编一部佛教辞典。因为这是一部工具书,不涉及‘儒法斗争’,可免于文网,辞典条目分条进行,不必连续写作,适于一个人在病榻上进行。已拟定了辞目,并已开始着手。”

这就是这部《佛教大辞典》得以产生的最初的因缘。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任继愈先生逐渐将精力转移到《中国佛教史》、《中华大藏经》、《中国哲学发展史》等工程的编撰与组织上,至于《佛教大辞典》,用任先生的话来说,“只好暂时放一放”。但据我所知,这项工作实际并未被搁置。就在撰写上文的1981年左右,他曾安排王世安先生(商务印书馆版《印度佛教史》的译者)住在香山,专门从事佛教辞典资料的检索。当时也曾经嘱咐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佛教研究生,认真地读一点佛经,在阅读中摘录有关资料,以供《佛教大辞典》之用。其后,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那是一部中型词典,且涵盖所有宗教,佛教条目相对不多,自然不是任先生心目中的“佛教辞典”。记得是上个世纪80年代晚期,任先生终于将《佛教大辞典》的编撰正式推上马。从那时至今《佛教大辞典》正式出版,也已经10多年了。

30年前,任先生由于客观环境不适于从事学术研究,因而计划编撰佛教辞典。其后,客观情况已经改变,学术研究的环境也大大改善,但任先生对编撰佛教辞典依然念兹在兹,执著不放,原因何在呢?我以为,这可以在任继愈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序》中找到。

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世界上文明古国,有的衰落,有的不复存在,而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古而不老,旧而常新。”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根基深厚”,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正是这一文化传统,使“中华民族历经千劫百难,屡踣屡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古老的传统,而能够屡踣屡起,则这种传统,一定内蕴着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命脉,从而使它得以不停地进行新的思想文化建设。在任先生看来,要进行新的思想文化建设,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个方面是新材料与新手段;另一个方面是时代的需要。在上述两个方面中,他特别强调后者的重要性。

但“时代的需要”既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就不依人的意志、好恶为转移。因此,当这种“需要”还没有出现,一个以承担祖国文化命脉自许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为将来一定会出现的思想文化建设的高潮铺路垫石。这就是任先生的一个基本思想。自从师从先生之后,他多次与我交谈,认为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料积累的时代,而不是出大师的时代。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努力进行佛教文献的搜集、整理,为将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将来要出的大师,做好研究资料方面的准备。我以为,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任先生无论在荒寒的“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其后的年代,始终执著地要编纂一部佛教辞典。

中国何时才会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呢?对此任先生有这样一个观点: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必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的高潮。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序》中,他这样说:“我们自己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建立新国家,首先发展生产,然后才是文化建设、思想建设。……新中国建立刚50年,目前我们正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时期。21世纪将是经济有长足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民族统一大国取得成效的时期。我们继往,继的是五千年文明灿烂之往;我们开来,开的是五千年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未来。”

新中国建国至今50来年,刚刚进入第四代。我相信,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将会在21世纪迎来高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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