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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一书封面 |
在西方，卡夫卡大约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受到世人瞩目的。卡夫卡生前几乎默默无闻，他的作品只有极少数是在他生前发表的。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观察》第一版共印了800册，5年后还有一大半积压在仓库里。卡夫卡自己说，在布拉格一家著名的书店里，几年来共售出了11册书，“其中10册很容易找到买主，因为是他自己买的，不过，他一直想知道究竟是谁买走了那第11册？”1963年，当卡夫卡80周年诞辰的时候，他的故乡举行了国际性的卡夫卡学术讨论会，会议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能提出全盘否定卡夫卡的理由了。”这以后卡夫卡便成了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便“将出自卡夫卡深沉的笔触之下的作品列为最值得一读的世界文学名作”。黑塞说，“我相信，卡夫卡也将永远属于那样一些人物之列：他们创造性地，尽管是充满痛苦地表达出了伟大变革的预感。”卡夫卡研究随即也就变成了西方的一门“显学”。
在中国，长期以来读者对卡夫卡都是比较陌生的。
就以笔者所看到的材料来看，中国最早提及卡夫卡的文章是由赵家璧译的德国作家Jacob Wassermamn撰写的《近代德国小说之趋势》，文章发表在《现代》杂志第5卷第2期上（1934年6月1日），文中有一小节为“犹太作家考夫加”：
这里有一个天才的作家，包含所有这些特点的（指心理学小说的特点），便是考夫加。在广义方面讲，他的作品是最德国的……
这是一位德国人，正巧是一位犹太人。
有关卡夫卡的介绍，仅此而已。该文下面转而便开始论述犹太人对于文艺的贡献。并且，文中所说的卡夫卡是“一个德国人”，“他的作品是最德国的”，显然也不够确切。不知这是原文的问题，还是译文的问题。1944年孙晋三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4卷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从卡夫卡说起》一文，这大概是国内第一篇专门介绍卡夫卡的短文。文中写道：
上次世界大战后，对英美文艺青年影响最大的是爱略特和乔伊斯，而在目前，那是里尔克和卡夫卡（1883——1925）了。……卡夫卡在现代文学既有如此影响，而在我国，他的名字却是全然陌生的，这未免是件遗憾之事。
卡夫卡和里尔克同为生于捷克布拉哈的犹太人，他们同样的染上神秘主义的色彩，沉醉于人生晦涩的深奥，因此他们的倾向，仍是象征主义的方向，而走的路却不同于正宗的象征派。在小说方面，卡夫卡的影响，见之于寓言小说的勃兴。但卡夫卡型的寓言小说，并不是本扬（Bunyan）或施威夫特（Swift）显喻性的寓言，无宁可说是相当于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或杜思妥益夫斯基式晦喻性的小说，其涵义不是可以用手指所按得住的。卡夫卡的小说，看去极为平淡，写的并非虚无缥缈的事，而是颇为真实的人生，但是读者总觉得意有未尽，似乎被笼罩于一种神秘的气氛中，好像背后另有呼之欲出的东西，而要是细细推考，却又发现象征之内另有象征，譬喻之后又有譬喻，总是推测不到渊底，卡夫卡的小说，不脱离现实，而却带我们进入人生宇宙最奥秘的境界，超出感官的世界，较之心理分析派文学的发掘，止于潜意识，又是更深入了不知凡几。
文中将卡夫卡去世的时间定为1925年，并声称里尔克是犹太人，显然有误；将卡夫卡归为象征主义小说家也显然不太确切，但文章对卡夫卡小说的寓言性特征的概括和分析还是颇为精彩和切合实际的。
1966年，作家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卡夫卡来到中国之初，只是在文坛入口处登了个记，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更谈不上发生什么显著的影响了。”
以上这种情况直到1979年才有所改变。这一年《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该文应该是国内第一篇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评介卡夫卡的文章，文章作者似乎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文革”仍心有余悸，没有署真名。其实，丁方就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卡夫卡的专家叶廷芳先生。据叶廷芳先生2001年4月7日对笔者介绍说，他在1964年才第一次听到卡夫卡这个名字。大约在1974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旧书店购得几本卡夫卡的书，其中包括《城堡》和几个短篇。后来他将这几本书送给了冯至先生。这是叶廷芳第一次接触到卡夫卡的小说。
这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生平简介”、“主要作品”、“孤独的人和陌生的世界”、“艺术特点”，其目的旨在“就卡夫卡的生平和主要作品作一初步的介绍”。文章对卡夫卡的评介似乎只是放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卡夫卡不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他，他“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挖掘尺度’，在艺术上他也扩大了艺术表现的可能性”。1980年《外国文学动态》发表了民主德国文艺批评家保尔·雷曼撰写的长文《卡夫卡小说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在文章前面有编者按：“近30年来，生前并不引人注意的奥地利业余作家卡夫卡在西方文学界越来越引起了重视，人们把他奉为现代派文学的祖师，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等等。50年代前半期，当卡夫卡这股‘热’在欧美各国开始形成的时候，苏联、东欧各国是进行抵制的。但1957年以后，卡夫卡热的‘东方防线’被冲开了，不少原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也对卡夫卡作了肯定的评价。”同年，联邦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汉斯·马耶尔访华。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上，被人问到，本世纪的现代德语作家中谁是最重要的作家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第一位是弗兰茨·卡夫卡，其次是托马斯·曼，第三位是布莱希特……。”他的这一论断当时“语惊四座”。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1981年底，钱满素先生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卡夫卡来到中国》的文章，宣布卡夫卡终于在中国“安家落户”了。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卡夫卡研究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在短短的20年多年时间里，我国已出版关于卡夫卡的著述10余种，其中叶廷芳就有著译多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1999年出版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上海文艺出版社）。另外还发表了有关卡夫卡的论文200多篇，出版作品集几十种。而《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的出版，则是我国卡夫卡研究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国卡夫卡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