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草－沉钟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它以自己的辛勤劳作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过切实的贡献。在“五四”及稍后的一段时期中，它的成就及影响大约也仅稍逊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新时期开始以来至20世纪末，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与之差不多同期的这些社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不少厚重的专著和论文。但是，浅草－沉钟社却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尽管已有若干论文和少量专著问世，但其研究的力度、深度与该社团的地位却并不相称。因此，秦林芳博士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浅草－沉钟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在吸取过去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后出转精，将该社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开拓了该课题研究的新的学术境界。这填补了学界在这方面的缺漏，使同时期文学社团的研究开始趋于平衡。其学术意义不但在于它标志着特定社团个案研究的深化，而且也在于它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
作者锐意穷搜，查阅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分析论述始终注意从原始材料出发，坚持论从史出，体现出了作者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态度。浅草－沉钟社从1922年到1934年，其间虽然时断时续，却也挣扎了12个年头，曾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在这12年中，为了构筑自己的阵地、扩大社团的影响，他们办过报刊、出版过丛书。现在坊间较易见到的只有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浅草》季刊和《沉钟》半月刊，而其他一些重要的报刊和丛书却散落在各地，颇不易寻得。从该著所引用过的资料来看，作者掌握了从该社早期的《文艺旬刊》、《文艺周报》到后期的《沉钟》周刊、《沉钟丛刊》、《新中华报副刊》、《华北日报副刊》等大量的原始材料。这种扎实严谨的学风为该著的学术性提供了前提和保证，使该著的论断建立在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之上。
社团研究较之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应属宏观研究。对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研究增加了难度。如果不能从宏观上把握住整体研究对象内在的真实的理路，那么，很容易使研究变成单个作家的诠释。该著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在于作者在深入研读史料的前提下，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的穿透，准确地抽取和把握了研究对象的内在理路，从而建构起了切合对象实际的严密完整的框架和体系。这显示出了作者对研究对象的宏观驾御能力。作者以该社的文化思想为结构全书的枢纽，原因就在于这一文化思想不但制约了其二元文学观的建构，决定了其主题类型的构建，而且还影响了其多样化风格形态的形成。这种框架和体系顺理成章，层次分明，体现了该社文学活动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切合对象的内在理路的；同时，这种框架和体系的确立又确实使作者找到了打开研究对象之全部丰富性的钥匙与依托，使之有可能立体化地展现浅草－沉钟社的价值和意义。
这部专著不囿于陈说，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作出颇有深度的理论阐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义研究员在该著序言中也对此作出了肯定，认为作者“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做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显示了作者较高的学术视野和自觉的学术追求”。关于该社的文化思想，前人没有作过系统的论述。作者不但探讨了其形成的背景和内涵，而且通过与同仁上一代的深入比较，从而准确地为他们进行文化定位。此外，在对该社创作的两大主题类型、三种风格形态的论述中，作者也力图在整体文学史的观照中厘定其价值，提括精当，新见迭出，阐述得绵密而深刻，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学术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