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想到捐书的渠道问题。现在一些著名学者和具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家中，可说是书满为患（多是送来“请教”），捐书已成为他（她）们的需要。这是善施义举，应当支持，但如这样的捐书都奔向高层图书馆，恐怕这些图书馆会不堪重负。所以，应该设立一条通向民间的捐书渠道，以满足这一新出现的社会福利需要，应该看到，现在虽然是印刷物泛滥时代，而在民间和基层相关组织，图书仍相当地缺乏，精神救荒非常急迫。有位在乡村中学教书的朋友告诉我，他到县图书馆去，连《胡适文存》和《郭沫若全集》都找不到，别说如王国维、梁启超、章炳麟的书了，试想一个有数十万上百万人口的县，在欧洲可以等于许多小国家了，居然连本国近代史一些最基本的文化资料都相付厥如，要说讲文化传承和历史借鉴，岂不有感空虚。当然，要改变这一现状，关键在现金投入，这是世间最难的事。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文化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谋求从根本上改变那里的文化落后，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现在，倘如社会捐书之举能得到推广发扬，那于民间的图书饥渴，可谓雪中送炭。古人讲“孔颜乐处”，我一直认为得识此味者，未必就是专业读书人，倒是那些不以读书为稻粱谋者，可能才深知此中真谛。这也说明，书捐民间，乃是物尽其用，善之善举，是大可叫捐赠图书的有志之士，终生为之欣慰的事。
捐书民间，可以面对基层街道乡村，也可以面对广大中小学，更无妨面对有一定规模的群众读书组织、民间学术团体，和信誉良好的私人图书馆等。总之，所谓藏书，实不贵在藏，而贵在用。到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在乡村，街道，学校，各具特色的图书室、图书馆能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叫读书人一转身一伸手就能拿到自己要读的书籍，那该是何等令人振奋的景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