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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聊斋志异》“被洋人盗用”

2003-09-24 来源:中华读书报 程章灿 我有话说
最早是在《中华读书报》2003年8月27日第5版上读到邱勋先生的文章《蒲松龄作品被洋人盗用》,随后,又在9月初的《大众日报》、新华网、人民网等媒体上看到相关的一些报导,详略不同,而源头都出自邱勋先生。由于蒲松龄《聊斋志异》不仅是中国文言小说珍品,而且是山东古代文学的骄傲,这个通过多种媒体披露出来的“盗用”、“侵权”事件一时之间吸引了众多“眼球”,甚至引起一些人颇为激烈的反应。笔者对此话题颇感兴趣,于是检索了一些资料,发现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于是草成这篇小文,一则就《聊斋志异》在欧美的流传情况作一些补充,二则介绍关于弗朗西丝·卡彭特(Frances Carpeneter)其人其书的一些情况,旨在澄清一些事实,也说几句公道话。

我没有见过美国大学学会出版公司出版的《少年少女丛书》,但从邱文的介绍可以看出,这是面向美国少年读者的一套丛书。丛书第三卷是《童话故事卷》,既然其中既有“格林童话12篇,安徒生童话9篇”,也有“世界各民族的民间故事”,而且本卷的英文标题又是Folkand Fairy Tales,那么也许译作《民间故事与童话故事卷》更名副其实一些。和邱先生一样,我最感兴趣的是这本书中收录了两篇来自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故事:一篇是《种梨》,另一篇是《凤仙》,并且作者的名字被署作弗朗西丝·卡彭特(Frances Carpeneter)。对这个“发现”的性质和意义应该怎样认识,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蒲松龄《聊斋志异》是较早被翻译介绍到美国和欧洲的。1848年,美国最早的汉学家之一卫三畏(SamuelW.Williams,1812-1884)出版其名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在本书第一卷第十二章《中国人的雅文学》(Polite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中,就收入了两篇《聊斋志异》故事的译文,作为说明中国小说特征的主要例证,其中一篇就是《种梨》(见该书页693-694)。这可能是西方语言中关于《聊斋志异》故事的最早的翻译。在欧洲,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汉学界也从19世纪就开始译介《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其后不断有更多的译介出现。参预其事的包括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H.A.Giles,1845-1935)、德国著名汉学家顾路柏(W.Grube,1855-1908)、卫礼贤(R.Wilhelm,1873-1930)和法国著名传教士汉学家戴遂良(L.Wieger,1856-1933)等等。列举这些名字,是想从某一方面说明蒲松龄这部名著在欧美汉学界所受到的重视。有关这一方面更详细的情况,西文文献可以参考戴维森(Martha DAvidson)所编《汉籍英法德译文书目》(A List of Pubilshed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French and German,EdwardsBrothers,Inc.1952,pp.67-73),中文文献可以参考王丽娜编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页210-252)、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页503-50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聊斋志异》故事中,《种梨》在欧美译文中出现的频率几乎可以与最有名的《劳山道士》等篇相媲美。从这一点来看,说《种梨》是在欧美国家(这里主要指英美法德)中最为流行的《聊斋志异》篇目之一,应该是不过分的。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与这篇故事被收入《少年少女丛书》第三卷不无关系。《凤仙》一篇的情况不详,这里暂不置论。

接着就要讲到弗兰西丝·卡彭特其人。根据英美姓名常识和我所检索到的材料,这位“盗用”《聊斋志异》的作者不是一位先生,而是一位女士。她生于1890年,卒于1972年。弗兰西丝·卡彭特是她作姑娘时的名字,婚后,人们也称她为查平夫人(Ms.W.Chapin)。她的父亲弗兰克(Frank Carpenter,1855-1924)是一位记者兼作家,著名的卡彭特通俗地理读物系列(Carpenter Geographical Readers)的作者。从小,弗兰西丝就跟随父亲到过欧洲、美洲、近东、远东很多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并收藏了有关各国民情风俗的许多图片和照片,后来都捐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为该馆很有特色的一项收藏。受父亲的影响,弗兰西丝也热衷于普及读物的编写工作,出版过两套很有影响、几乎可以说是长销不衰的丛书:一套是关于世界各国儿童生活的书,一套是世界各国的童话和民间故事选集。这两套丛书都是按国家或地区来编写的,前者题为“某国某地的小朋友”,后者题为“某国姥姥讲故事”。不用说,这些书主要面向少年儿童。其中与中国相关的有两本,一本是《中国的小朋友》(Our Little Friends of Chinese:An Hu and Ying Hwa,AmericanBooks Company,1937),另一本是《中国姥姥讲故事》(Tales of a Chinese Grandmother,Harrap,1938)。

《中国姥姥讲故事》假设一个姓凌(Ling,译音)的中国姥姥,给她的孙子孙女讲述30段故事。这些故事或是童话,或是民间故事,是作者根据中国的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的,其中包括脍炙人口的牛郎织女、嫦娥、妈祖以及美猴王的故事等等。其中第17篇就是来自《聊斋志异》的《种梨》(页142-149),第27篇就是《凤仙》(页226-234,参看附图1《中国姥姥讲故事·目录》)。这两篇故事既有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的志怪猎奇、异想天开的特点,又具有劝善励志的教育意义。有鉴于此,《少年少女丛书》第三卷根据这本书收录了这两篇故事。我手头没有《少年少女丛书》第三卷,但根据人民网上邱勋先生所提供的《种梨》、《凤仙》两篇故事第一页,我将两书这一部分作了对照,发现不仅标题相同,文句相同(只有极个别字句例外,可能是经过《少年少女丛书》编者的技术处理而有“微调”),段落起讫也完全一样,甚至《凤仙》篇首插图也一模一样(参看附图2)。这证明《少年少女丛书》第三卷中的这两篇故事确实是从《中国姥姥讲故事》转载的,包括标明“改编”(adapted)也是原书所说明过的。要说两书有什么不同,只有一点:《少年少女丛书》第三卷删去了《中国姥姥讲故事》中每篇故事开头的引子。比如在《种梨》这篇故事的开头,弗兰西丝编了一段关于“小气”的故事,这颇有点类似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中的入话,然后再引入这篇在她看来亦以“小气”为主题的《种梨》。无论其插图、入话还是故事本身,弗兰西丝都尽力给英语读者营造一种古典中国的氛围。

弗兰西丝没有逐一交代其改编的每篇故事的来源,但是,在《中国姥姥讲故事》书前的《致谢辞》(Acknowledgment)中,她明确表示这本书中的故事都是根据其他书改编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书中,她明确提到了倭纳的《中国的神话与传说》(E.T.C.Wernerm,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和翟理思翻译的蒲松龄撰写的故事集,后者无疑是指翟理思英译的《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等。请注意,弗兰西丝在这里明确提到蒲松龄的名字。根据我们所作的调查研究,弗兰西丝书中的这两篇《聊斋志异》故事正是根据翟理思译本改编的。因为倭纳书中虽然收入了五篇《聊斋志异》的故事,但其中并没有《种梨》和《凤仙》。翟理斯译本初版于1880年,其后在英美多次重印,流传甚广,影响甚大。全书包含164篇故事,《种梨》和《凤仙》即在其中。

将翟理斯译本与弗兰西丝改编本对校,我们发现二者至少有两大方面不同:首先是题目。《种梨》一篇,翟理思译作Planting a Pear-tree(页8-10),而弗兰西丝作The Wonderful Pear Tree;前者的着重点在“种”,后者的侧重点在“梨树“。大多数汉学著作对本篇题目的翻译处理与翟理思大同小异,这是比较忠于原文的译法,弗兰西斯的题目则有较多自由发挥。《凤仙》一篇,翟理思译作The Magic Mirror(页333-334),弗兰西丝作The Maid in the Mirror,前者侧重于物,后者侧重于人,都是意译,与原题《凤仙》都有一定距离。其次,在故事情节上,翟理思译文基本上是忠于原著的,而弗兰西丝颇多改写。以《种梨》为例,翟理思于原著亦步亦趋,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乡人”(countryman)、“道士”(Taoist priest)、主要道具“车靶”(handles)等故事因素皆原样不动。弗兰西丝则将主要人物改为“小贩”与“老者”,主要道具“车靶”变成为一根接续遮阳伞柄的棍子。其所以这么改,是为了使故事更具体生动:弗兰西丝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炎热夏日的午后,这样,老人向小贩讨要梨子以解渴的情节就更显得合情合理,遮阳伞以及接续伞柄的棍子也就由此衍生出来了。同时,为了适应少年读者的欣赏习惯,弗兰西丝还添加了不少对话,以减缓故事推进的节奏;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又添油加醋,故意把摘梨者改成旁观的年轻人,而不是施法术的故事主人公。至于另外一篇故事《凤仙》,两个主要人物是Liu(刘)和Feng Hsien(凤仙),弗兰西丝改Liu为Lu,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她对故事结局作了很多改动。本来,在蒲松龄原著中,《凤仙》这段故事的情节就颇为曲折,甚至显得有些冗长,故事头尾两大段多少陷入了书生与狐女故事的老套,中间一段叙写神镜的故事,才是故事的新创和亮点。翟理思翻译时只删取其中神镜一节,即为简洁精要起见。弗兰西丝以这一节为基础进行改编,又重点对两个环节“动手术”:其一,在原著中,刘生(刘赤水)“父母早亡”,她改成父母健在,且不断督促其读书;其二,刘生金榜题名后,弗兰西丝又设计了报捷、鞭炮、蜡烛、祭祖以及媒人上门提亲、凤仙建议刘生允婚、原来新娘就是凤仙等情节。这些不仅为原著所无,在翟理思译本也没有。显然,《凤仙》的改编幅度比《种梨》更大。

以上缕述翟、弗二本之不同,是要说明弗兰西丝故事是根据翟理思译本改编,不是创作,也不是修订重译。由于《中国姥姥讲故事》本质上是面向少年儿童的普通读物,作者在改编之时当然要充分考虑读者对象的接受特点,因此,将故事作一些改动,添枝加叶,都是在所难免的。删去诸如“异史氏曰”那样的长篇感慨议论,也是不足为奇的。这样的读物当然不同于学术著作,在篇末不标注原作者蒲松龄的名字,不逐篇标注原译者的名字,也是很正常的。我想,即使不看作者的《致谢辞》,单从书名中,人们也不难理解这是来自中国的故事,不至误会为作者本人的创作。至于《少年少女丛书》据《中国姥姥讲故事》收入弗兰西丝改编的这两篇故事,一仍其旧,当然也就没有原著者和原译者的名字。

最后顺带说一下,除了《种梨》、《凤仙》之外,在《中国姥姥讲故事》中至少还有一篇源出《聊斋志异》的故事,英文题为Cheng's Fighting Cricket,此即著名的《促织》(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页206-208)。这篇故事亦见于翟理思译本(页275-280),只是题作The Fighting Cricket,小有不同而已。另外,《中国姥姥讲故事》初版于1937年,至2000年已印刷了17次,可见它很受一般读者的欢迎。虽然它距离今天还不到70年,但它确实为中国民间故事在海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对这样的人和事,以“盗用”“侵权”,“招摇过市”等严词苛责,我觉得太过分了。您觉得呢?

杨宿珍女士代为检核有关资料,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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