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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有眼眷斯文

2003-10-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卞敏麟(天文学家、科普作家) 我有话说

◆席泽宗1955年在《天文学报》上发表了《古新星新表》;10年后,他又和薄树人合作发表了《增订古新星新表》。这两个表被美国译成英文后,在世界上再三转载,被各国学者引用已达千次以上。

◆写得明晰也许比写得华丽更加困难,而席泽宗之文风恰与阿西莫夫之所言不谋而合。

◆在学术研究中,能够通过缜密的分析、论证,提出富于启发性的新思想、新见解,以期引起讨论,深化认识,乃是非常可贵的。

《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席泽宗院士自选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值得一读再读的文集。作者席泽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他在中国古代天文史研究中取得的杰出成就,得到国际天文、物理和科学史界的高度评价。20世纪50年代初,顺应国际科学界的要求,席泽宗受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委托,花大力气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新星和超新星的记录,最终于1955年在《天文学报》上发表了《古新星新表》;10年后,他又和薄树人合作发表了《增订古新星新表》。这两个表被美国译成英文后,在世界上再三转载,被各国学者引用已达千次以上。在《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这个书名中,“古新星新表”便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席泽宗先生融会古今,学贯中西,其著述叙事清晰,推理严密,科学与人文并茂,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享誉全球的科学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就写作风格提出一种“镶嵌玻璃和平板玻璃”的理论,他认为,有的作品就像镶嵌玻璃,它们很美丽,在光照下色彩斑斓,但是你无法看透它们;而理想的平板玻璃,你根本看不见它,却可以透过它看见外面发生的事情。这相当于直白朴素、不加修饰的作品。阅读这种作品甚至不觉得是在阅读,理念和事件似乎只是从作者的心头流淌到读者的心田,中间全无遮挡。确实,写得明晰也许比写得华丽更加困难,而席泽宗之文风恰与阿西莫夫之所言不谋而合。从《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一书,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席泽宗的学养和文风。原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绶王官院士为之赞曰:“苍天有眼眷斯文”,这是相当中肯的评语。

够格出选集者,自当著述宏丰。至于选集究竟怎么选,则常因人因时而异。席泽宗这部选集,贵在原创性,注重代表性,因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些文章甚至历时弥久价值愈彰。《自选集》始于1948年大学求学时代的短文“日食观测简史”,止于2002年的力作“不用为用众用所基———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所选文章120篇,不分中外文,一律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编排。这样,既可刻画出席泽宗先生的人生轨迹,又约略可见我国科学史研究的历程以及与国外交流的踪影。此种构思,委实是很巧妙的。

大约8年前,我读过席泽宗先生的《科学史八讲》。这原是他于1990年春应邀赴台湾地区访问时带去的8篇讲稿,后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数十年来,席先生是赴海峡彼岸最高科研机构讲学的第一人,访问期间当地传媒频频报道,83岁高龄的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也会见了席先生。1996年1月14日,我曾以“中外科学数千年,探幽发微四十载”为题,在《科技日报》上对《八讲》发表管见。其第一讲“科学史和历史科学”,讨论科学史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其与一般历史科学的互补关系。席先生在当地历史语言研究所作此讲演,促使该所后来成立了科学史研究小组。第四讲“孔子与科学”,是美国加州大学程贞一先生和席泽宗合作的论文《孔子思想与科技》的节要。它以《论语》中的孔子言行为据,对孔子思想进行系统分析后得出结论;“孔子的言行对科学的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是有益的。十三世纪以前,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孔子思想中的这些有益成分也是其中之一。近百年来的落后,是这段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造成的,不能归因于二千四百年前的孔子。再说得广一些,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和他们有希腊文化没多大关系;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并不是因为中国有孔子。”这真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可谓相当大胆。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文俊院士看了我这段介绍以后,立即找席泽宗要书,并于2月14日写信给席说:

“我拜读了《八讲》中的孔子一讲,论据令人信服,纠正了我的看法;但我想破除希腊对欧洲科学发展的神话,可能比纠正孔子对中国科学阻碍之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十分希望您老能抽出时间,专文阐明此说,最好能登诸报端,以正视听,未知能俯允否?”

这就是《自选集》中后来引起争论的另一篇文章《关于“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写作的来由。在学术研究中,能够通过缜密的分析、论证,提出富于启发性的新思想、新见解,以期引起讨论,深化认识,乃是非常可贵的。

我本人的专业背景和数十年来的工作经历,使我对这部《自选集》怀有浓厚的兴趣。我于1965年从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30余载,不时兼及天文学史和科学人文,为普及科学著译不辍,且于1998年加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专事科技出版。在我工作所及的方方面面,牵涉席泽宗先生的著述不绝如缕,其求真务实的精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先生本人亦在“自序”中曰,“‘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我还是愿意把这一点点微小的贡献聚集起来,让世人利用,让世人评说。”我认为,这种“让世人评说”的意识和态度,在今天尤其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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