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给人最大的感受是提供了一种政党兴衰演变的历史经验。国民党当初曾经那样地强大，不知何时起，又是那样地不得人心，到1949年，几乎是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又过了50年，甚至在自己体制内的执政党地位也丧失干净，落得个“忽刺刺大厦将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境地。作为近百年老党的国民党惨败，不仅在岛内和国际上产生巨大震动，也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加之国际上某些执政老党同时出现惨败下台，居安思危，研究执政党的执政规律，包括失败教训，成为历史学、政治学的一个现实的重要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碎片》的出现对于党的建设理论是一个形象的艺术反证，它犹如从苍茫秋色中拾取的一片落叶，虽不能解读国民党衰败的全貌，却足可以看到其衰败的必然趋势，看到何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千里之堤是怎样毁于蚁穴。
《碎片》写到，蓝衣社的形象首先是一个有组织的非法活动群体，是国民党内的秘密组织。作品挖掘出的史料说明，蓝衣社出现的起因本是因为日本侵华势头的兴起，民族危机深重，而国内官僚腐败，麻木不仁，一批黄埔军校出身的青年军官决意以秘密组织的形式救党救国。可惜了这些热血青年的爱国之心，现在看来，他们从精心结社的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甚至埋下了国民党失败的伏笔。这些青年身处现代政党和共和体制，却一开始就要超越于党纪、民主政治和法律之上。他们一开始就以秘密组织的形式从事“救国”活动，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实际还停留在封建社会中秘密结社的做法上，而完全没有学会，也没有想到如何运用现代民主政治，而党内秘密组织活动正是党的建设的大忌。更严重的是，他们把秘密性与恐怖性结合在一起，把秘密组织成员发展到党、政、军、群各个方面，用恐怖手段惩治腐败，打击对手，用秘密形式去解决党政问题、民族问题，企图以此增强国民党的力量，成为在国民党内除了接受蒋介石指挥以外，不受任何党纪国法行政约束的极权特务组织。1932年夏天，蓝衣社发动了武汉廉政风暴，一夜之间扫荡武汉大小旅馆、妓院、烟馆、酒楼，封杀了文武官员的糜烂生活，打掉了与黑社会相勾结的警察威风，一时声威大噪，官场震动。低檐礼帽、深蓝上衣、来去悠忽的形象在民间神奇地传开。然而，蓝衣社企图推行“清流”政治的“成功”也仅此而已，当他们企图在南京官场重演“清流风暴”时，遭到官僚势力的强烈抵抗并以失败告终。这里反映出的不是官僚势力强弱或正义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一种名不正言不顺，不合法性权力行为的强烈心理抵触。
《碎片》描绘的蓝衣社形象又是一种法西斯的意识形态。蒋介石本来严禁黄浦学生参与政治组织，发现蓝衣社后，出于独裁需要，破例首肯，并授意蓝衣社领导在精神上、组织上效法德、意法西斯主义，派人去德国专门学习法西斯党的做法。蓝衣社起家以反日反共为宗旨，加上秘密性、严酷性，就把法西斯和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推行极其蔑视个人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他们在组织内限定成员工资收入不得超过200元，超过部分必须上交组织。他们强制推行人民生活限制和起居监视风潮，把开舞会、听音乐、穿西装都看作是“腐蚀人的意志”，向穿西装的人泼脏水和腐蚀液，对全体居民实行军训，蒋介石甚至亲自要求上海女人不穿高跟鞋，不烫发。这样做如何不得人心可想而知，尽管蓝衣社中一些骨干曾以清廉和勤奋示人，但是他们的要求与人民的生活，与社会进步完全背道而驰。
《碎片》又写出蓝衣社强烈的宗派色彩。在国民党内，蓝衣社不仅使勾心斗角公开化，而且发展为明火执仗的火并，在与中统争夺学生成员中，竟然带着武器围剿大学，威逼学生加入蓝衣社，甚至处死脱离组织的成员。正是这种充斥血腥的宗派火并，使蓝衣社丧失了在民众中的神秘感，彻底声名狼藉。
《碎片》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史料，从中看到红四方面军惨败的起因原来竟始自蓝衣社的一个小小离间。红四方面军的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师长主动向上级报告来自国民党军队黄埔同学寄来的问候信，却被张国焘秘密杀害，并由此引发在红四方面军内的大清洗，大批干部只因黄埔出身即被杀掉，一直波及到地方县委。此时正是胡宗南凶猛围剿红四方面军之时，胡宗南的第一师从连长到师长却集中了清一色的黄埔毕业生，形成了最有战斗力的团队。红四方面军因为大批骨干被错杀，元气大伤，一路败退，最后到川北时只剩下几千人。几年后，一个前蓝衣社成员见到我军领导，还得意洋洋地说，“我们不过略施小计，张国焘帮我们杀了那么多人”。得知如此真相，谁能不痛心？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简单化的错误，为什么这类错误并不因一次血的教训而避免重复？这里固然有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容易造成的认识简单化问题，但其中仍然有深层的文化观念、用人观念、思想方法和心胸品格的问题。延安时期、新中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都出现过人才荟萃的繁荣局面，主要是因为党的路线方针正确和在这种大潮流到来之时，人们对人才尊重的普遍心态。
《碎片》在文学上充分显示出题材的开拓扩大，反面形象同样可以成为主要描写对象。文学的进步，在一个重要方面取决于题材的拓展。题材虽然不能代表文学的价值，但重要题材的第一次性却在文学的意义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第一次并不在于个别人物或单位，更主要是它所能发掘到的新的对象载体所具有的精神领域。同时，更重要的还有以什么观念看待题材的问题，坚持唯物史观对于处理题材显得尤为重要。《碎片》不仅涉足了蓝衣社这个反面题材，而且追求史家笔法，追求客观发掘描述，同时把文学的形象性、人物刻画和情节性充分运用其中，在一种真实性情境中传达出描写对象产生的反面教训，表现出以史为鉴的态度。在写蓝衣社骨干、“西北王”胡宗南时，其形象是一个一米六的小个子，一身士兵的棉衣，窑洞内冰冷而不生火，手上长满冻疮，加上其在西北推行的政策，俨然一个廉政形象。但是，尽管他身先士卒，治理有方，但在蓝衣社政策的大环境下，他的忠诚、勤勉，对于国民党却只能是一曲无尽的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