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8日晚，一艘渔船悄悄离开香港。船上的几个人在当时和后来的中国文化界都是大名鼎鼎：夏衍、金山、蔡楚生、司徒慧敏、金仲华等。金仲华当时是《世界知识》主编，解放后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
一个月前，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在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全部停刊，抗日的文化人更是日本搜捕的目标，他们不得不设法离开香港孤岛。在此之前，金仲华等人已经流亡了四年，但在流亡中他们仍然继续出版着杂志。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失守后，1938年1月起，《世界知识》迁往汉口继续出版。在汉口出了12期后，1938年6月底，长江马当封锁线被日寇突破，汉口局势马上紧张起来，金仲华一行7月5日被迫离开，一路上避开日机轰炸，三四天后到达广州。在广州出了三期，又被迫迁移到香港。
现在他们又不得不离开香港了。一个月备受艰辛的旅程之后，一行人到达桂林。原拟在桂林继续出版杂志，但因国民党政府不发登记证，《世界知识》在创办7年多后第一次被迫停刊。
现在的杂志人很难想象还有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版杂志。的确，这样的办刊经历在中国、在世界都是少见的。1934年9月，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存亡危机深重的特殊历史时期，《世界知识》在当时中国进步文化的中心上海诞生了。它的创办者是革命文化界的先行者、共产党员胡愈之先生。它积极宣传抗日，帮助读者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在当时中国文化界和普通读者中享有相当声望。
日本投降后，《世界知识》于1945年12月在上海复刊，归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但是它的苦难还没有结束。1949年，解放大军胜利结束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即将渡江南进，国民党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一些进步刊物相继遭到禁止，对《世界知识》的迫害也随之加紧。老“世知”人回忆道：“当时我们社址所在地（上海）河南中路昌兴里的保甲人员，偷偷地告诉我们，警察局已对我社注意，要我们小心。伪警管区的警员三番五次登门‘来访’。尽管如此，1949年3月19日出版的那一期《世界知识》还是毫不畏缩地公开发表‘对方的饮马长江，为期已经不远了’，表达人民大众欢迎解放军渡江的心情。”1949年3月23日，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的《世界知识》被勒令“永久”停刊，这是《世界知识》历史上的第二次停刊。
但这个“永久”停刊令仅两个月即告作废。两个月后上海解放，在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世界知识》再次复刊，于6月17日出版了“解放号”，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时期。1949年10月《世界知识》在上海庆祝创刊15周年，这是《世界知识》自创刊以来第一次给自己过生日。周恩来总理为杂志题了刊头字。在以后的岁月里，周总理的题字就成了《世界知识》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将《世界知识》迁京出版。1957年，《世界知识》和世界知识出版社正式归属于外交部领导。这一时期，《世界知识》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世界知识》第20期刊登了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专辑，很快毛主席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此文。10月27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加了按语。这篇专辑刊出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后，1960年第22期《世界知识》又发表了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文章《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忆毛主席谈纸老虎》。
正当《世界知识》处在辉煌的时刻，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摧毁了一切，《世界知识》被诬陷为“卖国杂志”。此后《世界知识》停刊达12年之久。这是《世界知识》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停刊。
1978年2月，根据众多读者要求，经中央批准，1979年1月，《世界知识》正式复刊。由于“文革”中国际问题的报导几乎完全中断，读者对这十几年国际问题的了解几近空白。《世界知识》复刊后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意识地对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系统的回顾和纵深介绍。当时《世界知识》仅订户就有40多万。
2003年的“世知人”又带着一份全彩的新“世知”，融入这个现代化的时代。69年前，胡愈之先生在《世界知识》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后面是坟墓，我们的前面是整个的世界。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一路坎坷走过来的《世界知识》，将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