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远洋由约翰·韦德尔船长指挥，船队共有4只大船和2只舰载艇。他们带着英王查尔斯一世给澳门总督的亲笔信，于1636年4月14日从英国出发，次年的6月25日抵达珠江口。此次远航的目的是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这次航行的记录者彼德·芒迪的任务是“对广州进行商业贸易调查”。英国人在中国很不顺利。由于他们擅自闯入中国内河，与中国守军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入广州城的贸易代表被扣，财物被没收，最后遭到中国人和葡萄牙人“骚扰、威胁和陷害”，以及一致的驱逐，远未达到目标就只得匆匆离去。芒迪以日记的形式对主要事件作了详细的记录，并一路上画了不少插图。这部由后人编辑出版的“旅行记”就是以他的日记为主体整理出版的。
这部旅行记的中国部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芒迪重点描写英国人在与葡萄牙人在中国贸易问题上的接触与冲突，而关于他们与中国人的接触及其所见所闻的中国文化特色，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即便如此，由于该旅行记篇幅巨大描写详细，关于中国的部分占3个章节共178页，我们照样可以细细品味作者关于中国诸多方面的描绘和评价。
一般说来，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只是限于艺术品和孔子的学说，而传播以上两种信息的多半是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游记或类似著作。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不通汉语、仅在澳门和广州周边地区作短暂停留（总共6个月）的英国商人芒迪在以上两方面有何言论。
关于中国的艺术品，其实着墨并不多，仅谈到中国的屏风、盘景、瓷器等三样及一句总体评价：
“屏风……主要用来隔房间……有时也用来装潢……。它们极为美观，被漆上各种活泼的颜色，还搀杂着金子，上面画着连环画、花、鸟、兽……”（255）介绍完形状、用途、艺术性后，就转入了规格和价格。作者用类似的叙述手法描绘了中国瓷器和陶器，即先说它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然后是制作工艺，并对其中的一些传闻正本清源，最后列出各个品种及其价格。商人看艺术品重视的是他们的实用价值和销售利润，这也许正是商人和耶稣会士看艺术品的本质不同。
跨文化交际往往凸显的是自己文化里没有的东西，即绝对的“相异性”，因此作者又注意到“许多走廊和阳台点缀着盘花。花盘形状各样，里面种着各种小型的花草树木。常有小树从岩石或石子缝中长出…”（267）接着，作者描绘了南方常见的水仙花盘栽，以及在中国同样常见的缸养金鱼。芒迪显然是被这些西方闻所未闻的“小玩意”所吸引，于是专门选了一些花、鱼带上船给船长，但遗憾的是他们不知道培养，不日就全死了。
在关于中国部分的叙述接近尾声之时，专门立了一小节“中国的卓越之处”，说：“中国的以下方面无与伦比：古老的传统、辽阔的幅员、丰富的物产、富裕健康的生活。从总体来看，其艺术和治国方略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看来，约翰·韦德尔船长一行在中国的遭遇并没有使芒迪的情绪走向极端并反映在其写作当中，相比之下，一个世纪后的安逊就太“意气用事”了。
至于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另一个关注点“孔子”，旅行记却只字未提。其实这也很正常，你看我们那些公款赴欧美考察的父母官们，回国后有哪一位会谈论哈贝马斯的“后现代”以及塞义德的“后殖民”呢？商人与传教士在观察中国时的兴奋点存在差异，就如同为官者和为学者看西方的眼光南辕北辙。再说，认识异国，到达从感性到理性、从器物到精神的跨越，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以及较强的主观愿望的共同作用的，而英国早期的商人在中国缺乏的恐怕正是这些。因此，他们“看”不到孔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旅行记”很重视对中国人的官方和民间服饰、奇特的风俗习惯及礼仪的再现，并配以多幅插图。有些东西恐怕在中国也已失传，如绝大部分的服饰，见面时举过头顶抱拳作揖，还有他说中国的一种奇特手势，即用食指敲击鼻子的一边，以示邀请你饮食作乐。当然更多的习俗还是保留了下来，如中国百姓的“求卦算命”、对官员的必恭必敬（下跪、扣头倒是免了），等等。有时，作者还与欧洲做对比，如说中国男士的脖子、手臂、耳朵均不戴首饰，身边也不佩带武器，还说中国男子总是穿着长褂子、拿着扇子，活像个女子。当然，在服饰、风俗方面作者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女子和官员。也许他们更能代表一个民族的特性和相异性吧。
中英之间的首次接触（其实真正的首次是两年前，英船“伦敦号”到达广东沿海，中国提出强烈抗议，但似乎并未留下有关记述），冲突成为了主旋律，而相互适应无非成了暂时无可奈何的策略。这里面的原因当然主要是“综合国力”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英国的海外扩张和王朝（大明）即将垮台的中国的闭关锁国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和斗争，但是，两个迥异民族的初次接触所产生的文化误解恐怕也应该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马士在其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19页的注解一中说，“白旗对中国人没有意义，但韦德尔和芒迪对此不可能有觉察”。旅行记的中国部分共有4处提到英国人的白旗，具体如下：
“7月16日，约翰·芒蒂纳和托马斯·罗宾逊（船队的主要商务官员）上了岸，靠近了一个村庄，其驳船的首部挂着白旗。他们在船上等了一会儿，即受到中国皇家舰艇船长的信使的邀请，上了他们的船，互相用手势致意，最后由一些下级官员陪同回到自己的船上……”（177）
“8月6日，我们又来到上文提到的荒凉的城堡……我们告知了各位官员我们来的目的，即建立和平和友谊，像葡萄牙人那样的自由贸易，并允许我们购买船上所需的补给。他们允诺把所有的要求转达给上级官员……并等待6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船尾挂上白旗。”（186）
“8月9日，我们上了岸，他们对我们的和平要求置之不理。我们便撤下了白旗，挂上红旗……中国人看到了，即刻派来信使，要求我们耐心……晚上又送来白旗，并传话说我们可以在附近购买必需的补给。”（189）
从以上四处的“白旗”及中国人的反应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并非对这种旗帜的“和平”象征意义一无所知，到了最后中国人自己都用上了以示诚意。看来中英的这次冲突，文化可能是个因素，但国家的发展策略及对人对己的力量估计是压倒一切的。
有时，我们会想，如果那个时候，中国的船队不经英国政府的允许，强行进入泰晤士河会是什么结果。英国政府会不会要求这些不速之客先退到海上，如果不从即提出抗议，并一有机会就给予扣留，英国军方会不会有比中国的警告和火攻更强烈的自卫方式？显然，从历史现实来看，英国人的应对决不会比中国人更软弱。显然，韦德尔所代表的英国捍卫的是自己的强权，他们想做的是中国人一旦不从即用武力迫使他们跪倒在自己的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