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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与“中国化”

2003-11-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陈来 我有话说

北京大学 陈来教授

《中国学术》从创办到现在,按季度出版,已经连续三年多的时间,这是不简单的。三年多中,出版了十几期,从一个学刊来说,期数亦已不少。由于《中国学术》的起点很高,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瞩目,就我所听到的海内外的评论和反映,都认为《中国学术》已经成为中文学界最好的学术刊物之一。

我国有不少学术刊物都在世界上有影响,为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和相关学系所订阅,其中所发表的论文也有不少在本学科的世界范围内属于上乘。但就“国际化”而言,《中国学术》在综合性学刊当中,无疑走在了前面。这里所谓国际化,首先是指在学刊发表论文的撰稿人中,来自国外、海外的学者的比例,以及已发表的书评中,其所关注的新书中,国外和海外新书的比例而言。就《中国学术》来说,在其已经出版的十几期中,国外海外的学者论文比例较高,而且这些学者往往是本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中国学术》所发表的书评,也包含有国外或海外最新的重要著作,而且这些著作往往是超越单一学科而具有理论普遍性的著作。其次,集刊的编辑运作,不仅有专家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而且严格实行双向匿名评审制度;由于刊物的评审制度不同导致不同刊物发表的论文得分不同,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论文评估方法,这也是《中国学术》得到国外学者的较高评价和认同的原因之一。最后,《中国学术》的形式结构与国外学术刊物比较一致,在观感上与目前国内学术刊物很不相同;《中国学术》在论文长度上所给予作者的宽松的空间,保证了论文的学术含量,也是目前国内“以万字为限”(甚至四、五千字的“论文”越来越多)的学术刊物很难相比的。

一个学术刊物的品质是靠学界的内在评价,而不取决于刊物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也不取决于其出版类型的号别。目前,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教育科研的管理和评估办法,往往不能充分体现我国高水平论文的计量分布。我国现行的期刊管理体制与外国不同,长期以来,我国人文学科的研究与写作生产力,与现有取得刊号的期刊所能提供的园地之间严重不相匹配。高水平期刊数量少,且每期容量小,字数严重受限,众多的长论文无处发表。这不仅导致期刊拥挤,而且不少期刊学报的论文长度越来越短,为海外学人所诟病。众所周知,海外中文学报期刊登载的论文,二万字是较为常见的,一定的论文长度已经成为论文品质的一个要素。由于我们的期刊论文短,而且无法容纳注释,使得海外学者往往认为我们的许多学术刊物不是学术性的刊物,认为我们这些刊物刊载的论文不是真正的学术论文,严重影响了我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地位和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态,90年代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单位和学者与出版社合作,运用各方面的力量,兴办、出版学术集刊,以和北大有关的来说,早如《国学研究》,近如《中国学术》,这些学术集刊的学术质量高于一般期刊,已经成为我国人文社科学界学术论文发表的重要基地,促进了我国学术的发展,使中文研究成果得到更为完整的呈现。然而,在这些集刊上面发表的论文往往不能进入科研统计的论文索引,如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而科研的评估和管理又往往受到这种索引的影响,这就使得我们现在的索引系统在反映我国人文社科高质量论文的情况方面有明显的欠缺。事实上,现有不少学者都以此种集刊为主要发表园地,以我自己为例,90年代以来我的论文大部分都发表在这种集刊上。

《中国学术》是一份高水平的、国际化的中文学刊,这个意义是我更要强调的。目前,如何提高我国学术刊物(以下皆指人文社会科学的中文刊物)的质量,扩大中文学术成果的影响,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文,目前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在二、三年内可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政治、文化在全世界影响的进一步扩大。目前中文学术在世界上受重视的程度,中文学术刊物在世界受重视的程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极不相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自己的教育和科研决策中,努力提高中文学术的地位也没有成为自觉。我们必须逐步改变以往一切唯西文刊物的马首是瞻的学术习惯。这是关联到中国学术发展主体性的问题。我们要争取使我们的一些中文刊物具有国际声誉和水平,鼓励各国学者都以在我们的中文刊物发表论文为荣誉,改变目前洋人不参考中文刊物的论文的局面。

中文学术刊物的建设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事。如果,我们的教育科研体制提倡甚至要求我国人文社科的学者以英文发表论文,我国学者也一心以英文写作为能事,谋求在外国英文杂志发表,而置本国语文写作于不顾,那就必然导致,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完全脱离。他们的学识、思想、观念和研究成果将无法影响中国的社会文化,而他们的研究和关注也将唯外国杂志之关切为转移,完全脱离中国社会文化的问题和要求。又由于被强迫使用非其母语的语文,必然使得中国学者永远沦于二流学者(自然科学则不同),而中文这一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优秀语文亦必由于失去这些学者的写作支持而渐行衰落。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釜底抽薪”的危害。事实上,这正是香港高教文化在英国殖民时代的死结,至今流毒未清;香港教育界人才济济,但在殖民地的教育管理制度下,一切以英文授课、英文发表为上,其结果必然是脱离本地的文化建设,不能形成自己的学术共同体。香港以前是殖民地,其情形自然如此。中国拥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大文明,中国是独立自由的主体,我们担负着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神圣使命,必须改善教育与科研管理,去掉盲目性,理直气壮地以中文为自豪,大力建设高水平的中文学术刊物,不仅我们自己要坚持中文写作发表,而且在世界上扩大中文写作发表的影响。这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建设与存亡的大事,决不可以等闲视之。

在这样的思考和眼光中来看《中国学术》的意义,那就确实是不寻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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