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同（1852－1907）肖像
19世纪80年代，法国文化生活中活跃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外交官。他频频出没于沙龙、舞会、官邸，不时应邀出席名目繁多的展览会、报告会；
他，就是本书研究的对象―――陈季同。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早年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又留学法国。他曾长期供职于清政府派驻欧洲的使团，官至参赞。1891年40岁上因私债问题被召回国，却仍不甘寂寞，在上海等地介入不少维新活动。他的一生，官位虽不谓高，著述虽不谓丰，却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欧早期外交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在诸多方面都拔了头筹，算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十分活跃的“弄潮儿”，因而在偏重“总体史、精神史、心态史”的当代史学研究中，渐为人们所关注。近年来，不少中外学者都对他做过介绍与研究，内容涉及陈氏在中国近代外交、内政、文化诸方面的功过得失，其中既有史料的发现，亦不乏真知灼见，很给人些启迪。惜此类文章均为散篇，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完整地处理这样一位处于中西交汇处复杂而多面的人物。
李华川所著《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恰恰从一个方面―――文化的层面―――弥补了此一缺憾。本书原系作者的博士论文，是在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的大框架中选题、结构的。因此作者开篇虽从史料钩稽入手，考辨了陈氏生平史实中的三桩公案，但全书着墨最多、用力最勤，亦最具原创性之处，则是对陈氏的中、西文著述及其文化活动的全面论述与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陈季同是第一位以西文著述，并在中、西两个方向上都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播使命的国人，他的双向文化媒介作用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作者不仅以大量第一手材料分述陈氏在欧洲及在国内的文化活动，且在全书结尾处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对陈氏的文化态势及观念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与总结。鉴于陈氏在文化交流上的作为先于辜鸿铭与林语堂，作者高度评价他的文化史地位，将其誉为“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先驱”。
虽为“先驱”，但遍查各式辞书，却鲜有记载陈氏生平史实者。事实上，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相比于“记录”，历史更多的是在“忘却”。对于那些难以归类、多面复杂却又从未占据过显赫地位者，以往的史家们往往会不顾过程，不究缘由，很势利地将他们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使之归于沉寂。所幸，自法国年鉴学派对史学学科进行了重大革新后，历史已不再是“重大事件”、“伟大人物”的组合，它同样也公允地承认芸芸众生们在其演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样的历史，一如雅克・勒高夫赞颂伏尔泰的史学著作时所说的那样，“是结构的历史”，“是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是有分析、有说明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新史学》）。而在此种观念指导下进行的研究，也就必然重视过程，重视导致最终结果的所有因素，包括它们各自的原始形态及其合力与彼此间的相互作用。
倘以上述原则为参照，我们就不难发现，本书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新史学的诸多主张，在多个层面上受到了该学派之影响。
首先，作者选择的研究对象正是新史学所倾心的“普通人”类型。相比与那些“彪炳千古”的英雄或“遗臭万年”的奸臣，陈季同只是一个“小人物”―――清末一个普通的外交官、普通的文化人。但他的举止言行、所作所为，无一不浸润在晚清特有的氛围中，点点滴滴都折射出了那个特定时代中国文人的心态；更何况，他还是一位在中西间穿针引线的文化“中介”，因而更具有了相当的代表性。对这一个案的剖析，可在相当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在中西两个方向上，相异性是如何作用于对方的文化身份，而它们彼此又是如何互为渗透的。
其次，本书在开篇处即鲜明地提出了“陈季同的文化史坐标”问题，希图尽可能地贴近、还原陈氏曾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将其生平史实置于社会、历史、人物编织起来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中予以考查。这种将时空与政、经、文化诸多因素综合起来的考察方式，正是总体史研究所倡导的原则之一，而我以为，本书对陈氏生平三桩公案的考辨之所以得出了较为令人信服的结论，正是因为采用了这样一种近乎“立体”式的研究方法。
这里，自然还涉及到了另一年鉴学派的主张―――如何看待“史料”？对陈季同这样一位正史不载，辞书不收的小人物，如何搜集资料？又如何使自己的立论“言之凿凿”？在这方面，作者同样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启迪：他悉心搜集了陈季同大量的著作、译作、文章、书信，不放过任何与之相关的材料，甚至包括公文、电函、汇票、档案……正是在对这些以往从不被重视的资料进行的归类、梳理、阅读中，他使陈季同一点点地从历史的迷雾中走了出来，变得可触可摸、鲜活生动，终于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然而，要想从历史的尘封中清理出足够还原这样一位“小”人物原貌的资料来，谈何容易？！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李华川为搜寻相关资料，往返奔波于北京、上海、巴黎各地的诸多图书馆间，用力之勤，非常人可比。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在巴黎查阅资料时的情形：在著名清史专家巴斯蒂夫人的推荐下，他得以进入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见到那些涉及陈季同生平史实的书信、文件，他如获至宝，每日里俯首其间，乐不思“书”（法国国家图书馆尚有大量待阅的书籍）。每次见他，都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所获所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天道酬勤”，对大量中西文献资料的掌握、梳理与考辨，为本书的立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记得当年论文在答辩时就曾因材料扎实而颇获好评，而这，也的确为本书增添了不少光彩。
最后，当然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
通读全书，我们很容易便会发现，作者并不满足于对史料的梳理、陈述，他的重心所在，是探讨陈季同怎样和为何在中西两种文化中成为了一个“中介”，一个“这样的”中介。而作者最感兴趣之处，显然是陈季同身上不时表现出来的相左的中西文化观。让我们先来读读以下两段文字，它们分别出自两位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名家”之手。
一位是曾朴。众所周知，曾朴是在陈季同的指导下才得以系统地了解了法国文学的，他因此对陈氏推崇备至，尊称他为自己的“法国文学的导师”。在曾朴笔下，曾有过这样的记述：“我文学狂的主因……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的。他常和我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就是文学，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殊不知人家的进步，和别的学问一样的一日千里……”（《曾先生答书》）
另一位则是罗曼・罗兰。以下是他的一段日记：“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阿里昂斯法语学校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讲演。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声音洪亮，低沉而清晰。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透过那些微笑和恭维话，我感受到的却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国公众视作孩童……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缩小地球两端的差距，缩小世上两个最文明的民族间的差距……但他又刻意表明了两个民族间实际上是有差异的！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罗曼・罗兰高师日记》）
同一个陈季同，同样是谈论中西文化之差异，为何在曾朴与罗曼・罗兰笔下，所录所感竟如此地南辕北辙？
对此一悖论现象，本书作者既不回避，亦不“存而不议”，而是在全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中，紧扣此题结构文章、展开论述。他在全面介绍陈氏的著述及文化活动之后，以“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分别概括了陈氏面对西人、中士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态势，又在更高的观念层面上探询了表面相悖的这两种态势其内在之逻辑，认为它们实源于陈氏对“世界的文学”与“天下一家”的衷心期盼，是同一理想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公众的不同表述。
我十分认同作者的此一分析。倘若我们把眼光略略放开些，便会发现陈季同对中西文化的悖论式表态，颇能代表清末民初“有识之士”的普遍心态，特别是那些与西方文化正面交锋者。这是在文化转型期、在双重文化的作用下，一个对自身文化身份极度焦虑者的合乎情理的反映。
时间是转瞬即逝的，而心态却是在长时段中积淀下来，并在所谓传统与现实勾肩搭臂的结构中长远起作用的。对陈季同文化态势的分析，使本书从总体上并未陷入纯史实的描述，而是从现象出发，质疑现象、提出问题，又从对问题的探讨和分析中，对现象给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我以为，这是国际文学、文化关系研究理应遵循的路数。
或许有人会问：分明是一部比较文学论著，为何此处却独独要从新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加以评述？对此类质疑，我愿坦白交待我的“别有用心”。
李华川是我带出的第一个博士，毕业后即进入社科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工作。对于这个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小同事，我的确寄予了厚望。他曾从国际文学、文化关系的视角出发，做了一份与史学相交汇的很好的工作。我热切地希望他在比较文学领域里曾经接受过的训练，能助他不沉溺于繁琐的史料考据之中，能提醒他不时从细节中抽身出来，在总体史的宽广视野中思索、比较、探讨问题，把他在陈季同研究中已经把握的诸多方法继承下来，发扬下去，在史学领域再创新绩。
我的另一个意图是想从一个侧面说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对比较文学学科的贡献。比较文学原是一门开放的学问，它注重向其他学科学习、与其他学科联手，跨学科性是其重要的特质之一。事实上，华川今日能进入史学界，在相当的程度上恰恰印证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反之，也说明了比较文学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空泛而随意。这同样是一种十分严格的学术训练，其中包括历史研究的训练。它既要求学生具备相应的理论与方法论修养，更要求他们尊重史实、尊重证据，老老实实地处理材料，从材料中提炼问题。如若说果真有何不同，那这不同就当在于：它还要求学生具备较好的外文水平、较宽厚的外国文学文化知识，在跨语言、跨文化的研究视域中足以支撑起他们的命题、立论与阐释。
或许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本书还存在着某些不足。
陈季同在欧洲生活了16年，他的文化活动及许多思想的生成都与欧洲，特别是与法国19世纪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与当时欧洲人的中国观密不可分；而中国观问题又会牵连出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同时期法国汉学的发展（包括中国文学在欧洲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囿于时间与精力，作者迄今尚未能在这个方向上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这限制了作者的知识场，使其难以对陈氏在欧洲的文化活动及西文著述做更为深入、中肯的论述与分析。
由此看来，对陈季同的研究还远未结束：陈氏两本法文书的著作权问题似仍有可商榷之处，欧洲读者对陈氏西文著述的接受也仍是一个诱人但未加开发的研究领域；若再深入一步，就会有更多的问题值得探究：陈氏言行与著作建构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它与欧洲人当时对中国的想象之间是何关系？如何互动？过程？后果？在晚清文化史、心态史的特殊结构中，在19世纪末中西双方文化的交互运作中，陈季同个案的必然性？或然性？特殊性？……
“陈季同”是一座富矿，可以生发出无穷有意义的课题来，而有了本书作为根基，李华川一定不会令我们失望。我期盼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