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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相知或有缘

2005-02-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刘梦溪是当代著名的人文学者,近年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晚清以降百年来文化巨匠们的学术创作与学者自身的命运。他的新著《学术思想与人物》和《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均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两书,从现代学人的学术成果中提炼人文精神,撷取学术思想的精要,探索现代学术发展的理路与文脉,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

传统,寻找中国文化重建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理念和方法。

读他的新著,更让我感受到他的思想和文笔是别具一格的。他对现代学术人物与思想,烂熟于心,心底里涌出来的语言,清淡中蕴意着深厚的属于自己的独特学术精神。枯燥的学术文章,在他的笔下,成为可读耐读的美文。这不是一种从春风中看到花讯的直露表述,而是一种从心朵开放中,体悟春风。在论述方法上,往往以据证求实为基础,充满着性情的意趣,又涵咏着深沉的文化担当,深具感人力量。

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与人物的研究,以百年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为背景,着重对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学人,如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进行典范解剖。他对王、陈学术个案的分析,尤发人深思。他对中国现代学人的群体性分析与阐释,似乎也是体现了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他对现代学术思想与人物的研究,正是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注入了深切的“同情”。

《学术思想与人物》和《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中不少文章似乎要从二十世纪中国学人的命运遭际中,发现他们艰辛的学术历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不仅适合家国事业,对一个人的学术生命,也盖莫能外。那些掷地有声的语言,常常有惊心动魄之感:“我们已往对前贤往圣的‘厚诬’未免太多,所谓‘厚今薄古’、所谓‘古为今用’、所谓‘批判的继承’,正面的涵义自然不是没有,副面的效果则是杀伤力过强,导致今人对古人的简单化,失去了对民族固有文化的敬意与温情”。

当然,作者更为关注的是,面对百年来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中国自己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问题。中国文化潜流的文脉仍在,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面临艰难而有利的时机。对现代中国百年学人生命历程和学术创获进行梳理,庶几可以发前辈学术功德之幽光,有助于今天年轻学人根基的培养。刘先生敏悟深思:“现在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知识人士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我们看到了一个可以整合自己文化资源,建立不同文化背景之间沟通与对话的契机。”话语中流露出一种紧迫的期待。不妨说,有效的承继中国文化精神的思维成果,造就更多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有深厚文化伟力的思想者,应该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刘梦溪执着地追寻现代学人文化传承的血脉,有一种慧命传薪的使命感。他对中国现代学术大师的敬意与温情,文风的温婉得体,及思想之深沉,为当今学人所罕见。读他的学术文章,使人感受到一个文化人的现代文化生命的律动。

陈寅恪总是期待“后世相知或有缘”。作者对百年来中国一流学者学术思想的梳理和研究,特别是对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的研究,可称做“有缘”的“后世相知”了。他在《学术思想与人物》的“后序”中,谈到病体康复后的心态,特别提到贺麟解析张荫麟的浪漫爱情,得出的“求爱与求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的优美结论。然后写道:“生病的过程就是往这优美情境漫步的过程。因为由于生病,会得到更多的温暖和爱,得到更多的友情和爱情。回归本我是愉快的,因为它无减无增。学问是快乐的,因为它是接近殉道的最佳途径。”如果不是充分体验到学问的快乐,无论如何写不出如此情理交融的快乐而又轻松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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