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读者知道梅绍武先生，是因为他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二公子，是通过他写的包括梅兰芳传记在内的介绍、研究梅兰芳的论著，这方面的影响使许多人忽略了他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译家的声名。比如，1994年，梅绍武、屠珍夫妇应邀在南京为他俩合译的小说《重返呼啸山庄》（19世纪英国作家艾米莉・朗特的经典名著《呼
梅先生的翻译之名仅局限在文学小圈子里而未进入大众层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他在文学翻译上的个人选择的原因。他选择翻译的作品，多半为他认为在外国文坛有地位有影响的作家的名作，同时也多半为国内学术、出版和演出领域填补空白之作。他的翻译对当代中国文坛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梅先生大学毕业后，满腔热情地在文学翻译上跃跃欲试，可当年的出版社门槛很高（不像现在，仿佛学过ABC的人都能翻译），不可能让他这个年轻的无名小卒译名著。他就找冷门为突破口，最初从法语转译阿尔巴尼亚和非洲文学，从英语转译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自1978年起才有机会译美国文学名著。梅先生对1980年代末开始的外国文学名著重译热并不热心。他认为，译介更多尚未介绍到国内来的优秀古典、当代外国文学名作，是更有意义的事。他的这种选择，使他失去了有可能成为妇孺皆知的文学翻译家的机会。
梅先生强调，外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必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一个外国作家，只有亲自翻译其作品，才能真正领会其风格与特征；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只有系统地了解研究其作者及作品后，译品才会成功。
1960年代初，当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在中国还鲜为人知时，梅先生就写过评介他的剧作的文章。1980年代初，密勒访问上海，我国艺坛名家黄佐临先生经密勒自荐后，排演了据他邀梅先生翻译的《炼狱》改编而成的《萨勒姆的女巫》，该剧演了50多场。这是在中国公演的第一部密勒的剧作。梅先生后来还编了厚厚一本密勒剧作集，密勒很高兴地为此集写序，且不要稿酬。
梅先生和屠女士曾为三联书店的“美国文库”翻译美国惟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作品集。其中有个长达25万字的剧本《更庄严的大厦》，是奥尼尔雄心勃勃的11个剧本的连续剧（此创作计划未完成）中的一部未完成稿。在译这个剧本时，他挑出了原版书中的许多错误。据此，梅先生提醒人们，别迷信外国人的印刷。有时你拿一个单词查遍手头具备的所有词典都查不到。其实，那很可能是人家一个小小的印刷错误。
生于俄罗斯、后移居欧美的弗迪米尔・纳博科夫是梅先生颇为赞赏的作家。他翻译了研究纳博科夫的入门书，喜剧小说《普宁》后，曾赴美一年，专门研究纳博科夫，成为由纳博科夫的儿子主持的美国纳博科夫学会会员。纳博科夫在推出使他成名也使他声名狼藉的曾被列为淫书的小说《洛丽塔》后，为证明自己是严肃文学作家，针对当时文坛盛行的小说形式已用完的说法，创作了一部构思新颖的实验小说《微暗的火》。它以一个诗人写的999行诗为骨架，配有前言、诠释性的脚注和一个俄国流亡国王穿凿附会地把诗中内容往自己身上扯的索引。读者只有前后上下对照着脚注索引，才能看懂那富有深奥哲理的999行诗，而在对照阅读的过程中，读者脑里便形成一部小说。1985年，梅先生选译了其中的一部分。有的作家和读者看了大喊不过瘾。梅先生说原作太难，太深奥，得慢慢来，否则会对不起原作的。直到1999年，他才啃完这块硬骨头。
梅先生一直很看重19世纪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这位作家写有40多本书，其中30多部是小说。他描写19世纪中期的英国社会颇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气魄。上世纪30年代后，英美文坛逐渐肯定其作品的价值。80年代初，梅先生借英美掀起特罗洛普热之机，撰写长文，带头在国内介绍这位作家，可惜未引起人们重视。梅先生编译过特罗洛普中短篇小说选，他的长篇小说《当今世风》（The Way We Live Now）则译了一半便因出版社的原因而终止，而在这一书名的翻译中，梅先生的翻译特色便可见一斑。
梅先生对文学翻译持十分严谨的态度。他认为，目前国内文学翻译的总体水平比解放前进步多了。钱锺书先生的“化境说”比较适合于文学翻译。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本身读上去必须像文学作品，如果不像，那就等于给原作及其作者抹黑，因为原作是文学作品甚至文学名作，读起来不可能不像文学作品。他在翻译时常常打乱原作中的句子结构，颠来倒去，非弄合适了不可。1994年在南京，他曾对笔者说：“翻译太难了，我已搞了40年的翻译，如今还在学，还在琢磨。”如今他虽已年逾古稀，但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仍然孜孜不倦，他曾经说过：“每天不爬点格子就坐不定，只有爬点格子才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