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底，在我生命关键的时刻，我遇到了一位敦厚的长者。这次邂逅又重新点燃了我业已泯灭的对文学的热情。这位长者就是冯亦代。
我是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认识他的。他讲起话来非常率真，几乎有点孩子般的真挚。他是杭州人，我们一见如故：
“上海人？”“是的。”“我在上海呆过好多年，我
我也不知道襄理是什么职务，但这样的开诚布公一下子拉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知道我是英文系毕业的，便叫我为香港的杂志《季风》写一篇英文的文章，并告诉了他家的地址，在三不老胡同里，挺怪的一个胡同名字。
我很快就将英文文章写出来了，按地址到新街口去找他。
我把稿件递给先生，他便默默地坐在他那张古老而陈旧的?权充“沙发”的椅子里。他读着，抽着他那杆长烟斗，不时喷吐出丝丝蓝烟，在那间斗室里缭绕，微硕的脸上似乎有一丝笑影。他说：
“好吧，放在我这儿。”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文字之缘。嗣后，我开始为《读书》外国文学漫步撰文。我每写出一篇文章，送到新街口那间简陋的书房兼卧室?餐厅，我总见到那一丝熟稔的笑影，一种释然的愉悦浮泛在他印有不少老年斑的脸上。
有一次，我吃过午饭骑车到新街口去送给《读书》的稿。敲开门，他已小寐。他在床上问“谁呀？”
“朱世达，”安娜说。
他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衣服，便读稿。屋子里静极了，我坐在沙发里，看着他坐在他那太师椅里的认真的样子，我有一种感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精神，什么样的对青年的爱呀。
一次冬夜里去他家，他穿着一件桔黄色的绒线开襟衫，跟我谈起十年梦觉之后怎么倒着时序往回读美国作家的作品。隔着浩瀚太平洋的两国被“人为的冷漠的隔绝”近三十年，情况很不熟悉了。他对我说：
“你也这样读美国作家的作品吧，重新研究美国文学。特别注意诺曼・梅勒。”
夜很深了，他坐在那盏雪白的灯下，灯是用棉线绷在墙上，正照在他书桌上。我背起书包要走，他双手插在衣袖里，说：
“我一生平庸，mediocre,没什么成就可言，我寄希望于你们。”
我默然。我心中有一种震撼。何等样的谦逊，何等样的心胸，何等样的深沉！我依稀记得我于惶惑之中，于感动之中，刹那间瞥见他窗台上那盆仙人掌，透过白色灯罩的光淡淡地?朦朦胧胧地映出它那有棱有角的淡泊的剪影。
行走在北京僻静的胡同里,空中?响着我的跫音。在冬夜的昏黑中，我仿佛看到他佝偻的背影，在前面迈着沉重的步履。四分之三的世纪，“已走到尾程”，它穿过荒漠，从杭州而上海，香港，重庆，北京，曾经怀着何等样赤子的热忱欢迎过新中国的端倪和曙光，尔后是五七年的右派帽子，十年浩劫的痛苦。我似乎看到了父辈人在一个世纪中遭遇的缩影，他们的苦斗，他们的寂寞，他们的爱和恨。
这，召唤着年轻的人们去奋斗。从此以后，我每每坐在他面前，总有一种紧迫感，一种去奋斗的欲望，一颗寂寞的心被理解的愉悦，不写点什么，不译点什么，让青春的年华在空白之中流逝，是要愧对这位长者的。
1983年年底，我写了散文《陋室》。写完后，我拿去请先生看。他阅完后，对我望了一眼，慈祥中含着严肃，慢慢地说：
“不行，太花哨了。”
改了之后，又送去，他不在，稿子就留在安娜夫人那里。过几天，安娜夫人对我说：
“老头子看了你的稿子，他说，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吧，情不够。”
情在哪里呢？意境在哪里呢？我苦苦地思索着。按他所说，先不去管它，把稿子往抽屉里一放，写别的。我像中国大地上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这几年体验着种种令人感奋的事情，虽然有苦恼，但希望总时时激动着我们的心。几个月之后，我把稿子取出来，按我的真实的感受，将在那十平方米一家人的喜怒哀乐尽泻于字里行间，我不再事雕琢，写我的心，我的思想，我的欢愉和悲哀。这一次，他露出了笑容，改了几个字，往那铺了塑料布的饭桌兼书桌面上一拍，说：“好，就这样，放在我这儿吧。”
“放在我这儿吧”，就意味着老人要柱着拐杖，穿过悠长的胡同，跨过车水马龙的新街口，到邮电局去寄。我心中担忧着，有一种莫名的歉然。
1985年元旦，他正在北京参加一次作家大会。吃过晚饭，我去看他。那时，我刚译完美国作家约翰・契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华普肖编年史》，写了个序言，请他看一下。
我去时，姜德明和一位《文汇报》记者正在先生房中谈事。不久他们告辞，我坐在沙发里，他伏在桌子上看稿子，不时抽出钢笔改几个字，歪歪扭扭，因为病，笔力不如从前了。然而，他很兴奋，窗外正噼噼啪啪响着少有的新年欢乐的鞭炮似乎也感染了他。新年伊始，终于完成了《华普肖编年史》的翻译，我在他脸上看到了那种熟稔的“释然”的表情，只是这次他已戒烟，不复能像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编后记》中说的，“点燃了烟斗”了。
有一次，因为翻译《美国三部曲》的《1919》的缘故，需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董衡巽认识一下，他拿出一张便笺，给我草书了一张介绍，其中写道：
“你是大手笔，垂爱其人也即及于我也。”
那天，在走廊堆满什物?具?锅碗瓢盆的外国文学所办公楼里见了董衡巽之后，回到家里，直到深夜，我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被一位长者的友情感动了。
这是一种什么爱呢，给予的总是这么多？我读了《龙套集》，悟出点儿道理，我看到一颗历尽世事?饱含同情?宽容?潇洒的心。
原来他来到这个世界不到一个月，母亲就故世了。虽然他有父亲的爱，有西子湖畔祖母的爱，但这世界给他童年的心的温暖和爱毕竟太寡少了。在很多篇章中他都提到，“带领我的人有如转蓬”，“幼年失母的孤苦”和给他心灵带来的寂寞和悲哀。我想，正因为他自己所领受到的爱是这般的少，他要给于人，给于这个人间的爱却是要这般的多吧。
冯亦代对人生的一种乐观精神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对于我们晚辈，无疑是灯塔般的明灯，激励我们奋勇向前，永不气馁。1998年，他大病一场；他回到家中，我与潘小松上他的七重天看望他。宗英老师永远微笑的笑脸和她待人接物的活泼，仿佛使充满阳光的书房显得更加灿烂。先生一点儿也没有病后的那种沮丧，他说他还有很多文章要写。他歪歪扭扭给我在一张便笺上写下：“难我不倒。”这是一种多么动人的生命力啊。我至今仍然保存着那张便笺。
冯亦代在我的心目中，与以前学校的教授们还不同，这不仅是师长和学生的关系，而且也是一种忘年的朋友的关系。我得以在一个更近的距离，从一个更亲密的视角来观察父辈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历史。
在我以后的生涯中，在我所有的变化和成功中，背后都站着一个高大的影子，那就是先生。冯亦代的宽厚，对来者的令人感动的热情和爱，体现着中国文化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温良君子之气。这正是中国文化得以一代一代延续的原因吧，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