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与历史
历史与现代人有什么关系？历史对现代人有什么用？
刘修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话说中国》主编）
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和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沉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
李文海（中国史学会会长、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科组组长）
我觉得是这样，历史学的价值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价值――不像学电脑，马上就会有一种本领了――学历史和不学历史，在一个具体问题上不见得看得出来，不是说学了历史以后，马上就得到什么好处，但是学与不学历史，对于一个人的素质来讲，会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它潜移默化使你的素质从根本上提高，所以普及历史是一项提高人素质的工程。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而不是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工程。
一个人有没有历史的知识、有没有历史的素养，扩大一点说就是有没有人文素养的问题。
周恩来就说过，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一个丧失了记忆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历史。公众对历史也有要求，无论表现出来的是文艺、戏剧还是其他的形式。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祖先，都有好奇，这种心态是全世界公有的。历史提供了民族的凝聚力，许多海外华人华裔，有些连中文都不会说，却对历史文化表现出比我们在国内的人更加多的渴望。从科学价值来说，我们国家的文化影响广泛，我们在历史中长期与其他国家民族交往，所以，研究了解我们的文明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孟世凯（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我国历史记述几千年来连续不断，除有清朝乾隆初年钦定的《二十四史》为正史外，还有大量的野史流传，再加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金文）、刻石文字，出土简牍等等，可谓是“浩如烟海”。曾有一位先辈古史学家说过：“了解古史不仅盛感祖国历史悠久，还可陶冶情操，以史为鉴的做人。”
学术服务于人民
历史普及要适应大众的需求。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
近年来，历史成了各方面挖掘的富矿。在这种“历史热”面前，历史学家的忧虑和困惑却与日俱增。特别是武侠小说和“戏说”历史的电视片铺天盖地，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虽然片前照例会声明“纯属虚构”，但还是有不少缺乏历史常识的观众会误以为历史就是如此。有的历史学家亲自动手，想写出比较真实的历史小说，以与那些“戏说”抗衡，但结果肯定不会理想。原因很简单，过于讲究历史真实就不可能编出离奇曲折的故事，也不会有完全出人意外的结局。历史真实与“好看”、“好玩”实在难以兼顾。
李学勤
我觉得不管是历史学，还是其他任何的自然学、社会学、人文科学都一样，既有提高的方面，一定也有普及的方面。因为科学最后都会变成常识，科学越发达，变成常识的部分就会越多，越能改变人们在常识方面的一些观点，这才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的标志。历史方面当然也是这样，现在我们不是光把历史上的年代、朝代次序、人物名称塞给社会公众，而是要大家通过知晓这些，得到历史学所应该产生的效果，一方面知道我们中国历史文化是怎么发展来的，我们民族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过去对人类有什么辉煌的贡献。另外一方面，要以史为鉴。
中国历史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象牙塔式的学科，不是普及的学问。
第一，中国有很悠久的史学传统，但是并不等于说历史的知识能够充分的普及。第二点，现在在很多教育里面，历史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所以很多青少年，甚至大学生，对于历史知识有时候还是比较欠缺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影响到历史学的普及，还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的人文素质。如果这方面我们能做一些工作，我想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有很好的贡献。
李文海
我国是一个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国家，我们国家有治史、用史、学史的优良传统。但中国的历史这么丰富、历史的典籍这么多，汗牛充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要）大部分老百姓直接去吸取这些历史知识，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应该有人去做这样的工作，从丰富的历史（典籍）里面（整理）出老百姓需要的历史知识，交给老百姓、交给群众、交给社会。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我们始终有很大的缺陷。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从历史学本身来讲，历史学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历史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不是一个纯学识的学问，但它怎么去发挥这个社会功能？过去我们的历史学有一个非常大的毛病，研究的成果（被流传）的范围非常窄小，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历史学请走出史学界》，讲历史学要想发挥作用，想被社会认可，让社会感到这个学科是非常有用的，就必须要走出史学界。因为全国专门搞历史的人毕竟是很少的，过去写的文章、写的著作主要是给历史学圈子里面的人看的，它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只有一套程式，这样的程式只能让习惯（这些）的历史学家来看，发挥的作用很小。而且历史学学科分隔得非常厉害，一篇文章出来以后，中国近代史的文章，搞古代史的人不看，搞世界史的也不看。这极大地限制了历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
还有第三点。这些年来不是没有人想过史学的大众化与历史知识的普及，但我觉得过去那些历史普及读物，大部分不成功。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它们的表现形式没有做出根本的改变，基本上是一块“压缩饼干”――我给它们起的名字。他们觉得要通俗化要普及，就把丰富的历史知识压缩了，但表现形式仍然是非常死板的、非常枯燥的、非常程式化的，用的语言与学术著作没有很大的区别。
刘修明
多年来虽然写了不少史学论著，但几乎都是纯粹的学术作为，离为人民服务是有很大距离的。我想，历史不应当像《资治通鉴》那样是帝王将相的教科书，还应该回归人民，成为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启迪心智，感受历史智慧的美感和魅力，提升人文素质的教科书。
《话说中国》所做的有益尝试
何承伟（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话说中国》总策划）
如何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大众化，将优秀的历史文化通过我们的出版物回赠给人民，让更多的人从中获取知识和力量，让天底下更多的炎黄子孙为自己的祖国拥有的历史而骄傲，这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书的真正的心愿。
说故事的方式，是我们在权衡许多种方法之后最后选定的。因为故事有通俗、生动、形象和简洁的特点，运用之妙，其实并不降低一本书的学术价值。
“说故事”并不等于没有学术性，权威性。关键是要把故事中的人说好，说活。记住了一个故事，也就记住了一段历史；而记住故事中的一个人，也就记住了这一段历史的魂。而在我看来，用通俗的故事说明高深的道理，更是难能可贵。任继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北京大学教授）
历史让人找到根，找到魂。“亡人国者必先亡其史”，我经历过二战，日本扶持伪满洲国的时候就不让我们的人民学习自己的历史。历史在今天要大讲特讲，要长期讲，因为爱国的基础是了解祖国的历史。《话说中国》书编得很好，但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今后还要在音像、影视领域跟进。
徐惟诚（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
看完感受到一种震撼，很兴奋。我感到这套丛书在中国的出版史上会是一个突破，甚至在青少年思想教育史上也是一种突破。传统文化要不断吸纳新的元素才能发展，出版物也要容纳新技术新思路才能创新。这套丛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现在已经被各界接受，但还要继续突破。
罗国杰（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历史普及不仅要教授知识，更要培养情感。《话说中国》通俗易懂，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而且从情感上给予读者认同，使他们产生对民族精神的自觉追求。因此丛书不但成为优秀的大众文化读本，而且在弘扬民族精神、培育民族精神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李文海
这套书立足于学术，着眼于大众，编辑的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历史，比较准确地，但又是非常生动地（讲出来），（虽然是）讲故事，但讲的是真正的历史故事，而不是传说的、编出来的；而且形式上很讲究。所以说，你们两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从历史学的发展来讲，要走一条新的路，对于满足社会群众的要求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李学勤
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功，我想确实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般我是觉得，像这样一套书，这样一个书型，能有一个很大的销售已经很好的，现在受到国际上的一些重视，是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葛剑雄
在国内，编排如此周详，内容如此完善，印刷如此精美的普及型历史书还从未见过。
据我所知，这个书还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历史，本身这个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个过程是长期的，也不能指望通过一本书就改变，这还包括我们政府、我们社会舆论的引导。
郭志坤（原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不读不知道，一读不释手”。《话说中国》实是集故事阅读、图片鉴赏、检索功能等于一体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很有出版价值。
此书特色有三：一是文字言简意赅，二是选图推陈出新，三是组合别出心裁。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历史教科书主编）
《话说中国》这一套书，我和同事看后都觉得爱不释手。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是作者的阵容非常强大，李学勤教授担任总顾问，他是史学大师，作者也大都是训练有素的中年学者，它的形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年代，它的很多知识点，我感到很精致、很准确，因为都是一些学者来写的，而且用的是一种通俗的语言。
这样一套书，它以说故事、讲故事这样一种形式，没有任何学业上的包袱，可能对于中国历史的普及，会起到一个编者所没有预想的效果。
苏书阳（作家、文艺评论家）
我从这套书里获得快乐，我感到在普及历史的道路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后盾，而且他们都是我的师友辈。
我从未想到历史书可以从每一页读起，而且每一页所获得的信息是如此宽泛。书页下方的历史知识小百科非常好，这些不经意的设计，说明了编者心里是装着读者的。书中的网页式设计、类似网络“关键词”检索的设置，使这套书远远超过了我对平面书籍的认识。我觉得这些都是编者独具慧心之处，而这一切是建立在百分百为读者服务的理念之上的。
现代文坛、艺坛有张扬人性阴暗面的风气，我想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应该高举抵制污浊之气的大旗，弘扬民族正气。
李文海
我觉得这套书（也是对）当前学术界、出版界一种很不好的风气的一种正面的纠正。出版界有迎合、媚俗、低俗化和完全追求利润的（情况），在这方面有很多批评，但光批评不行，你还要正面拿出东西来。怎么才可以兼顾，我想这个东西（书）是兼顾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兼顾的，你做好了，社会效益是会有的，它（这本书）的社会效益非常好。
安德鲁（英国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畅销书作家）
《话说中国》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本中国书。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可见出版是具有许多超越国界和文化的共同的东西的。像这样一本好书应该介绍到世界各国。
链接
《话说中国》发行业绩
自2003年10月起，《话说中国》参照期刊发行的模式，每月一卷滚动出版，至2005年5月出齐，总发行数已超过30万册，其间重版26印次，总发行码洋已超过2000万元。在首届上海书展中，该书名列单本销售第一。
该书还在编辑时，中文繁体字版版权便被美国《读者文摘》有限公司买去，这是这家有着80年历史的世界出版业跨国集团第一次购买中国国内的图书版权。
作为欧洲惟一授予出版学硕士学位的教育和科研机构，英国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心决定《话说中国》作为研究生课程中的图书示范样本。中心主任、历史畅销书作家安德鲁教授并希望能做该系列丛书的英文版版权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