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这个所谓的李约瑟问题现在成了中国人的一块心病，试图解答的人前仆后继。这一回是发现“宇称不守恒”的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发现了“逻辑不对称”，声称是《周易》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
请原谅我在这里口气的揶揄，并使用了家喻户晓的唐・吉诃德战风车的典故。据说乍一见到那田野上的几十架风车时，生命从此有了意义的唐骑士曾快乐地对桑丘说：“命运的安排比我们希望的还好。你看那儿，桑丘・潘萨朋友，就有三十多个放肆的巨人。我想同他们战斗，要他们所有人的性命。有了战利品，我们就可以发财了。这是正义的战斗。从地球表面清除这些坏种是对上帝的一大贡献。”
直捷地道出对战利品的渴求并将其置于对上帝的效忠之前，足可看出这位所谓浪漫骑士的务实本色。不过他的朋友却很快地提醒了他：
“您看，”桑丘说，“那些不是巨人，是风车。那些像长臂的东西是风车翼，靠风转动，能够推动石磨。”
正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发生的那样，理智的提醒终究还是没能阻止一场激情的表演。凑巧的是，就在这一次讨伐《周易》的战斗中，也有人出言相警，煞了“科学卫士”们的风景。江晓原先生在一篇名为《周易与科学无关》的文章中指出，如果将《周易》之辩“置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背景之下来思考”，则很容易得出《周易》“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毫无关系”的结论，并且“这本来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就像《花间集》、《西厢记》和现代科学毫无关系一样明显”。―――一下子让那些“我的战友杨振宁”们变成了一队冲向风车的唐・吉诃德。
“科学卫士”们当然是不会接受这个结论的，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价值。与那些从其他学科“劈腿”到这场争论的人不同，江先生的别具慧眼是有其深厚的专业科学史研究基础的。比如，他的那部被一位前辈评价为“功力深厚、思想偏激”的代表作《天学真原》，就是这基础上公认的一块大石。此书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甫一问世就引起海内外科技史界的轰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大辩论中，为“无”派提供了有力的火力支援和新型的进攻方式，如今，更“颇有成为经典的迹象”。
当然，用这样的大事记来介绍江先生的代表作显得有些大而化之，一本学术著作总是应该放入其具体的学科来认识。《天学真原》之所以能够在国内科学史界引起轰动，在于它是一部颠覆之作，这种颠覆性体现在它打破了国内科学史界长久以来沿用的一种研究范式，在这种研究范式下，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局限于挖掘古代的科学成就，为其发展如何领先于他人而添砖加瓦。这就意味着，研究是隔着“辉格”的眼镜，以今天我们口诵心惟的近现代西方科学为标准来进行的。打开这样的著作，就如同走进了巍峨的绣栋，举目辉煌心底里却只是茫然―――茫然于这样的庞大建筑却基石不稳：对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和功能只有先验的假设，未有实证的研究；而实证的研究总是从当时的认识出发，以探明所论对象在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么说似乎有些抽象，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库恩曾有过很好的表述：“在可能的范围内……应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的时期的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他要熟悉当时的这些教科书和刊物及其显示的固有传统。”具体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江先生称之为天学―――上去，就是不再挑出符合现代天文学的“成就”去和别人打擂，而是详细地考察它在古代中国与王权、政治观念与运作、道德教化、文化，乃至建筑与墓葬等之间的密切联系，阐明它的文化功能，而随着它的军国占星术的本质被揭示出来，也就彻底使它脱离了现代科学的评价标准，获得自己独立的文化地位。
于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再看《周易》，我们就获得一种新的评判视角。《周易》是卦书，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看得明白。其后的中国历代学者持续不断地参与建构，逐步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数字神秘主义的体系。它里面有符合二进制的地方，但这并不能使它因此就具有“科学”的身价；后人用它来算命风水炼丹星占，也不能因此让它背上“反科学”的大名。更何况，古人的这种对《周易》的发衍体系，到底是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接受、传播和发展，还是为其留出了余地，还值得我们去进一步论证。此外，是否阻碍了科学就像“科学卫士”们说的那么“十恶不赦”？一切都要为科学让路吗？
能从《周易》读出“逻辑不对称”，这是读书是否得间的问题；而把《周易》当成反科学的风车，则就不单单是读书那么简单了。《周易》不是李约瑟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或许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或者其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不要让它再来困扰中国人了吧。今天，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用一个更有意义的新问题来取代它：在当今的中国，有哪些因素可能会阻碍科学的发展？
《天学真原》（新版），江晓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第2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