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鲁迅自选集》自1933年3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以来，曾经两次再版、7次印刷，一直受到读者的欢迎。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由鲁迅自己编辑的选本多年来却一直没能再版。新近出版的《鲁迅自选集》（刘运峰编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是对鲁迅著作出版的一个新贡献。
关于新版《鲁迅自选集》的校勘，很值得我们关注。
这是刘运峰先生所下功力最深的工作，他可以说是校勘方面的专家。多年来他一直做的就是这项工作，对新版《鲁迅全集》的贡献颇多，这在鲁研界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为了这册书的出版，他将鲁迅同一著作的多种版本进行对照，并以《鲁迅手稿全集》为底本，以鲁迅1933年为出版《鲁迅自选集》所进行的最后一次修改本为根据，将正文一字一行地进行校勘。他感动于鲁迅对文章精益求精和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尊重鲁迅编自选集时对文章的改动方式，他还注意到鲁迅对于本书的《序言》与收在《南腔北调集》里的同一篇序言相比文字标点有很大的不同，在《阿Q正传》和《故乡》中还发现明显改动的实例：如将原来的锣声“镗镗”改为“铛铛”；将原文中的“革命党就是造反”，改为“革命就是造反”等，内容和文字都更加精确了,诸如此类的改动还很多。这些改动，如果不是细心的读者是很难发现的。除此之外，新版《鲁迅自选集》将许多异体字、正俗字改为通行字；还将鲁迅所使用的标点恢复了原貌，文章后面的年代使用方式，也完全按照鲁迅原来的样式表示。尤为可贵的是为了使这册书经得住读者和时间的考验，校勘者和出版者先后校对过7次之多。
校注者还充分考虑到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优势与不足，首先，将原来注释详尽的地方尽量简明，部分因太简要而影响阅读的地方尽量详细些，表现出繁简得当、同而有别。其次，对于以前别人不注的而确实应注的地方增加了注释。比如对于以前注释不甚规范和准确的“K学堂”和“S会馆”，此次改为“矿路学堂”和“绍兴县馆”，这样的注释更合乎作品的本意；再如周作人和陈西滢论争中关于“女学生可以叫局”的来龙去脉，也参考了朱正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小人张凤举》，给予清楚的解释；特别是《阿Q正传》中关于阿Q两句经典唱词的注释，作者可以说是下了功夫，他查阅了许多有关唱词的书籍，将《龙虎斗》中呼延赞唱的“我持钢鞭将你打”和赵匡胤的“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区分出来，指出：“阿Q后来将这两句连唱，既说明了其知识的贫乏，也反映了当时的醉态。”这个注释可谓神来之笔，不但对于《阿Q正传》的解读很有帮助，而且纠正了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同篇作品注释的随意和疏忽之处。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版本，因为《鲁迅自选集》是鲁迅对自己作品的唯一的一次选择，对此研究者不可不注意。
于细微处见精神。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的精微高妙之处，研究者也会从中受益良多。首先，对于“听将令”的解读，比如我以前曾在文章中指出过：人们长期以来都跟着某些人说鲁迅写“遵命文学”，但是大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比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那几部所谓“听将令”的主要作品《药》《明天》等，就没有被收进《鲁迅自选集》中去；因为“花环”是“凭空添上”去的，单四嫂子没有做到梦见儿子的梦使作品减少了强烈的对比和阴冷，他配合了以陈独秀、钱玄同等一批《新青年》“主将”的要求，增加了作品的光明面，不惜在作品中用了“曲笔”，而减少了自己的创作自由和尽情发挥。所以在出版《鲁迅自选集》时，他仅仅从《呐喊》中选取了自己最满意的5篇小说，作者自己并没有把这两篇“听将令”的代表作《药》和《明天》选进去，这大概表明了他所说的“听将令”是一种自谦和托词，也可以看出对这两篇作品不甚满意。如果没有《鲁迅自选集》的出版，我们就很难知道来自作者的这一心灵深处的信息。其次，关于从《彷徨》选取的5篇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面删去了《兄弟》、《孤独者》和《祝福》很值得研究，起码说明此时的鲁迅已经从兄弟失和的阴影中脱出，在心绪上也和彷徨时代完全不同了。当然从《故事新编》中只选取了两篇就是《奔月》和《铸剑》，这是最符合鲁迅精神的作品，至于为何删去了《补天》（最初发表时名为《不周山》）就很值得对1933年的鲁迅进行具体分析了。可惜的是，对于鲁迅著作版本所涉及内容的专题研究，还是太不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版《鲁迅自选集》的出版，对于研究界来说也是重要和必要的吧。
尽管这是一本校勘准确，注释客观的新版《鲁迅自选集》，但是仍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关于校勘方面的注释本来很多，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删去了，这是非常遗憾和可惜的事情，如果将来再版的话，我提议将这部分全部加上，因为这对读者和研究者都是有益的。
总之，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版本，它的重新出版必将引起国内外的极大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