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另一处，抄录了周氏《苦茶庵打油诗》中为“禹迹寺前春草生”一首所作注释，末尾有云：“己卯秋日和六松老人韵七律末二句云，高歌未必能当哭，夜色苍茫未忍眠，亦只是此意，和韵难恰好，今不具录。”所引二句，与上面所抄那首尾联只差一字，应该同属一诗。“六松老人”即汤尔和，死于1940年。如此则该诗不是1946年“即景口吟”的了。其实此事早经学者考证，在裘士雄《文史缀拾》（中华书局，2001年）和倪墨炎《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均影印有周氏手稿，题为《偶作用六松堂韵》，末署“廿八年九月十二日”，与“己卯秋日”正相符合，即1939年也。
现在我说这些，只是觉得作者一通议论未免“没着没落”了。引文所提及的《无声老母的消息》，作于《偶作用六松堂韵》六年之后，同样谈不上“他又想起了”云云。写传记，材料切实是第一步；假如还想有所发挥的话，只能算是第二步，而这第二步却要等第一步落到实处，才能迈出。至于发挥确当与否，深刻与否，自家独创抑或因袭他人，乃是另一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切实的材料做底子，不免乱说一通了。这是我的传记观。以上所谈，姑当一例。
对于《周作人最后的22年》一书，这里并不打算评价。虽然单看事实一项，颇有可议之处。譬如前引周氏《苦茶庵打油诗》的话，开头有云：“匏瓜庵主人承赐和诗，末一联云……”作者于“匏瓜庵主人”后加括号注明“指钱玄同”。其实“匏瓜庵主人”是沈尹默的号，与钱玄同毫不相干。
讲到钱玄同，也有一处不啻“妄测”：“周作人自‘下水’做了‘伪官’之后，他的交际圈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再像以往那样，主要与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得意门生和情趣相投的文学青年来往，而是开始结交与他同类的汪伪政府的高层官员。……下水之后，以前经常和他在一起的钱玄同因与他选择相左，劝他也无益，所以两人之间关系已不像以前那么无间。”周作人出任的第一个伪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接受聘书；而钱玄同于十七日与世长辞。短短五天，何以见得“关系已不像以前那么无间”呢。死前三日，钱玄同曾致周氏一信，所谈系出售李大钊藏书之事，以及对于周作人写作风格的评价；没等收到回信，他就死了。
书中讲到《古今》杂志，有云：“写得最多的是周佛海，他的《而已集》、《往矣集》居然成为了当时沦陷区的畅销书。”周佛海有《往矣集》，没有《而已集》；《而已集》是鲁迅的书名。此类谬误，或许并非由作者肇始，然无明辨功夫，究为弊病。
书中还抄录了周作人《初恋》一文，前缀说明云：“在狱中，周作人还回忆起他的‘初恋’：它是纯情的，又是伤感的，也许称之为恋，都嫌用词太‘重’，因为它还属于两小无猜时期的单相思。这篇文章值得详加引用，因为在周作人，这是难得一见的文章，也非常能表明他在狱中的心态。”周氏系狱在1945至1949年间，而《初恋》则是二十多年前所写，怎能事先“表明他在狱中的心态”呢。
至少末尾一例，实在错得出奇，普通读者一看即知；因为周氏此篇不知收入多少选本，又不知被论家引用过多少次了。有句批评的话叫“误人误己”；似这等处，误己在所难免，误人未必然耳。说来我的兴趣，仍在与事实相关联的议论与说明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