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衍鎏 1875 1963 先生的兴趣，是由其子商承祖先生引起的。然而，发觉，这位老先生，竟然是一位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不容忽略的先驱者，值得细加追述。商氏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号康乐老人，广东番禺人，是颇有名声的学者、书法家。
我想衍鎏先生的定位，大约可以与蔡元培、张元济、陈三立、张謇等先
商衍鎏因在京为翰林，所以得有机缘结识了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Franke,1863 1946），这不仅影响了他的一生轨迹，甚至也延及到了下一代，其子商承祖日后习德文、治文学，未尝不与其生命经历密切相关。这且按下不表。当年甲午战败之后，历史将有大风云作，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轰轰烈烈。商氏1904年在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中高中探花，即往翰林院任编修。何其幸，商氏逢上了清政府面临危机而极力“新政求变”的时代，刚入翰林就被派往日本留学。他与刘春霖、朱汝珍等一批进士留学东京法政大学，接触到经济学、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外交史等西学新知，不仅是单纯的知识领域，更在精神思想层面有“洗涤重生”的效果。1906年留学归来后，商氏曾任翰林院侍读等职，也曾上书提议改革，但其时的清廷早已“日暮西山”，改革的药石早被破去，革命的猛药已如猛虎出笼。
1912年，民国初建，而袁氏当国，一切虽混沌未开，但并未显出民主共和的峥嵘气象。商衍鎏思考再三，乃决定接受德国汉堡大学的邀请，出任汉语教师。请注意，之所以有此机缘，乃与德国汉学家福兰阁有关。此人向往中国，于1888 1901年在德国驻中国公使（领事）馆任翻译；1903 1907年受聘出任中国驻德国公使馆（柏林）秘书；他在柏林大学取得教授资格，1908年被德国临时派往青岛负责筹办中德高等专门学堂，并与中方首任总稽察蒋楷进行接洽。（参见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第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1909年，在德国殖民协会的强烈、反复的要求之下，汉堡殖民学院（Kolonialin鄄stitut,即汉堡大学前身）决定设立东亚语言和历史讲座（此应为德国第一个汉学讲座），首任教授由福兰阁担任。1910年，福兰阁发表《德国的汉学研究》（DieSinologis鄄chenStudieninDeutsch鄄land）一文，强烈呼吁在德国大学建设汉学系。他认为汉学与印度学、闪语学、埃及学、亚述学等相比，重要性毫无逊色，却无一席之地。要求汉学家，应是真正潜心研究汉学，将全部精力献身于东亚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工作。（Franke,Otto “DieSinologischenStudieninDeutschland”,inOstasiatis鄄cheNeubildungen（东亚新图）.Hamburg,1911.S.375.）
确实，德国的汉学发端既晚，起步又迟，虽然有像福兰阁这样的学者试图构建学统，一力推进。但限于本学科的特殊性，必须采取“特别手段”，才有可能“后来居上”。而聘请中国的“饱学硕儒”赴德，自然是最为“简捷便易”之途径。实际上，这点从商衍鎏在德的工作范围与强度就可以看出来，他不但要为学生讲课，还要为德国教师咨询以解答他们汉学研究的疑问，至于采购中文书籍，更是义不容辞，汉堡大学董事会曾专门拨款2万马克，由他与另一教师编制采购中文书目，因此德国得以在第一次大战前购得一批很有价值的中国图书；购书之后，还有很繁重的编目任务，至今仍可在汉堡大学看到商氏亲自撰写的、已作为文物珍藏的卡片。不但身体力行，更兼谦恭仁厚、学问渊雅，商氏的中国士人之风很为德国学者所尊重。
而他对德国汉学学科的建立其实亦贡献卓著，在促进中德学术交流方面更具“筚路蓝缕”的意义。在4年聘期满后（再兼一战爆发、中德为敌国），商氏于1916年即归国，先后任总统府顾问兼江苏督军署内秘书、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不过此时的商衍鎏已过不惑之年，从此时起到抗战，商氏不太得志，甚至可谓“每况愈下”。抗战避难时竟至颠沛流离，而不得不以鬻文卖字而补贴生活。不过，他晚年定居广州中山大学，颇得“桑榆之乐”，儿孙们承欢膝下，自称康乐老人。身份也为政府所承认，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0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这位早负盛名的末代探花，历经四世（晚清、北洋、国民党、共产党四政府）、穿梭东西洋的一代才子，倒是在晚年颇有创造，正所谓“夕阳无限好”了。在我看来，虽然以官宦生涯为稻粱谋，但商氏一生造就，仍在文艺方面，归总言之，曰：诗学书画。
所谓“诗”者，原本是那代文人的入手功夫。那些靠举人进士的，不会吟诗作赋，又如何使得？但商氏之诗不乏忧国忧民，颇有老杜遗风，未尝不可以“诗史”视之，《感愤》云：“惊看砧肉供刀俎，忍撤藩篱逼冀燕。”自是对国势忧心忡忡，再加一句“长蛇封豕欲难填”，日寇之侵略者形象则惟妙惟肖矣。同样，他对国民党亦殊无好感，一笔“斗米需钱百万多”则将其时之“苛政猛于虎”形容得淋漓尽致。
商氏的学问渊雅，在德虽不过一汉语讲师职，但其品行学问深得德人敬重。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限制，当然未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其著书立说，亦主要是1950年代后的事，所重在“科举考试”方面。《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因其亲历，故能体贴，材料翔实而条理清晰，亦颇难能。《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则能澄清一些比较模糊的问题，亦受学界重视。（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那个时代的学子练书法是很自然的事，但像商氏之书画兼通且精，却亦不多见。商衍鎏楷书初学褚、颜，颇为用功；中年以后风格一变，而向草书，他的方法仍是从章草下手，勤习名家范本，努力使书体变化自如。花甲之后，渐成自家风格，论者认为商氏书法兼具颜鲁公的沉着端庄、褚河南的秀劲超逸。行书尤见神韵潇洒，刚柔相济而又意趣盎然，非凡品可比。
商衍鎏还善画，尤喜画竹，传世作品虽不多，但幅幅风格独特，既挺拔多姿而又不乏清新，很有特点。当然，商氏画竹，重其精神，故时有咏诗，以其贞毅品格而自励。日后他编《商衍鎏诗书画集》（1962年影印），选诗400首、书画26幅、画论（《画竹一得浅说》）1篇，亲自缮写而影印出版，亦为书林佳话。
商衍鎏自己的生命轨迹，正反映了那个大动荡背景下，士人在政治与文化双重身份中不得不苦苦挣扎的痛苦原相。话说回来，老人一生虽不得志，但其二子具成大名。长子商承祖留德获博士学位，后以德语文学专家显，次子商承祚以古文字学家而享大名。一为南京大学教授，一为中山大学教授，再显书香门第的风采，而其家教之功当不可没也。商衍鎏对二子的人生方向从未有明确的指示，只有一条要求：不要做官。在他看来，宦海浮沉，一朝天子一朝臣，风险实在太多，而且一旦不慎甚至会影响到品德（吴真《中国末代探花的五代传奇》）。从商氏兄弟的日后作为来看，他们学术成就或有高下之分，但老父的家训，他们是做到了的。
商氏晚年定居岭南，而陈寅恪亦在中山大学，都是名族望人，双方或许不无来往。以商氏之才识，设若一生恒“以学为治”或“以教为业”，成就当不止于此。这一点，从比他年长的蔡元培或比他年弱的陈寅恪身上都可以看出来，这两人也先后留德，或为学术（教育）领袖，或成学术大师，都以文人之身做下了很大的功业，说“名动青史”（学术史）当不为过。不过，世事变迁，人随时流，很难以一定之标去衡量那个时代之人。对商衍鎏而言，有如“双子星座”的两个儿子已觉得很是自豪了吧？“生子当如孙仲谋”，在衍鎏先生心头未必不有这样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