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张强 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一向是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镇，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历来是《史记》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张
为了准确地把握《史记》的思想精髓，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颇，著者从分析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入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进行了新的诠释。中国古代典籍一向有经、史、子、集之分。四类之中，经的地位最为崇高。自这一概念出现以后，将《史记》归入史部或子部遂成定论，乃至于形成了把《史记》研究定位于史学和文学研究的理念。著者认为，史学与文学虽然是《史记》研究中的重点，但不符合司马迁著述的本意。司马迁为《史记》树立的文化标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是以此来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文化使命。从这一意义上讲，只看到史学与文学上的意义有悖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那么，应如何破除这一误区呢？张强从学术传承及政治文化背景入手，对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构成及其来源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在诠释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时，著者认为，自汉武帝表彰五经以后，汉代崇经的局面开始形成。在汉代人那里，六经是先王留下的政典，是统治大法，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性，这一思维方式和认知水平不但支配了汉代人的思想和行为，而且还对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塑造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司马迁才为《史记》制定了“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思想标准。从这里出发，著者又认为，在汉代政治中，经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子书只是诸子发表政治见解的论著，在关注治乱之理方面，子书虽然与经书有相通的一面，但其品质永远无法与经书相比。进而言之，司马迁以孔子为榜样追步《春秋》，撰写《史记》时是以六经为思想准则的，为此，著者主张从《史记》的文化使命入手，在考察司马迁天人思想的基础上，对“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少卿书》）、“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的思想内涵进行考释。应该说这一研究抓住了司马迁学术思想的主脉，对于重新评价和认识《史记》的文化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是在充分吸收前人以及同时代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涉及到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探源》一书在分析这些情况时重点突出两个方面：一是汉代政治及沿革与司马迁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一是古代学术思想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关系。在论述汉代政治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关系时，著者将重点放在分析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关系上，在研究司马迁德治思想的构成时，著者从周代德治理论入手，试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探索司马迁德治思想的来源和基本内涵。史官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的主干。《探源》一书从考证入手，探讨了史官文化的发展历程，重点研究了司马迁与史官文化的关系，进而论述司马迁对史官文化的提升以及他对古代史与当代史的研究方法。特别地注意史官文化在其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文献的散佚使人很难看清史官文化发展的全过程，那么，如何才能找出其中的失缺环节呢？在这中间，著者显示了良好的文史基本功，一是在重新释读文献的基础上对史官文化发展的过程提出新的看法，如著者在研究《周易》文本的过程中，提出了《周易》中的部分篇目出自史官之手的观点，《尚书》与史官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周公制礼作乐行使史官之职提高了史官文化的质量。由于这些观点是在考证的基础上得出的，其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再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成为汉代学术的主流，这一主流意识直接渗入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再如帝王史观作为司马迁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价值取向。在以帝王为中心的叙述中，司马迁将德与不德之间的对峙、仁与不仁之间的对峙贯穿于《史记》之中，从而赋予《史记》以新的文化使命――道德批判的使命。总之，张强教授在撰写《探源》一书时，特别注意这两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的线索。
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十分丰富，由于文献缺载，许多方面的内容似乎无迹可求，但著者在关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敢于纠正旧说。如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成为汉代神学政治的本根，司马迁赞成改制以及通变观的形成都与阴阳五行说，进而是五德终始说有着极大的关系。在研究司马迁与阴阳五行说的关系时，著者抓住三条线索：一条是阴阳五行说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以此来解构汉代政治的特点；一条是汉代政治与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关系，以此来分析司马迁赞成封禅、赞成改制的原因；一条是汉代儒学与阴阳学说之间的混融，以此来剖析司马迁为什么认同阴阳学说的原因。在这中间，著者采用考论结合的方法，从追溯阴阳与五行各自发生和发展的情况入手，指出五德终始说实际上是宗教改革的产物，进而对司马迁为什么赞赏阴阳五行说的原因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著者深刻地指出，中国古代政治的完善是在宗教神学信仰的条件下完成的。三代政治变革以及秦并六国获取中央权柄，都是在宗教改革的前提下实现的。进入春秋战国，因兼并战争带来的社会运动虽不尽相同，但产生的合力却是向统一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背景下，邹衍发明五德终始说实际上为建立大一统帝国作理论或舆论上的准备。以此为着力点，对司马迁信奉五德终始说以及积极投入改制、赞成封禅的人生态度作出了新的解释。换言之，汉袭秦制，汉代依旧是宗教神学盛行的时代，五德终始说作为现存的思想武器，既规定了汉代神学政治的方向，同时也对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