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陈平原、李泽厚、王元化，这是四位在新时期学术思想史上有重要坐标意义的人物，他们在夏中义、刘锋杰的新著《从王瑶到王元化》中，以个案研究主体之被呈现，展示出20世纪整个80、90年代学界的风动潮涌。
王瑶无疑是这四位人物之中悲剧色彩最浓厚的一位。他资质非凡，于1948年发表的学术处女作《
 |
| 《从王瑶到王元化：新时期学术思想史案》夏中义、刘锋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
陈平原的学人角色自觉始于1988年，昭著于1991年。他在1992年完成了《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花一年多时间研究这‘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到底值得不值得，只有天知道。好在凭借这一工作，我重新感觉了生活的意义，也重新理解了学者的使命”，这部著作不仅帮助他完成“自我拯救”，更是他转向学术史研究的学术标志。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进行学科清理，包括概念的厘定、文化模型的重新解释以及借助于文化现象来理解思想的演进――在中国人“思”和“学”没有完全分开的情况下，在要么借学术谈政治，要么借学术发牢骚或曲学阿世的述学传统中，这种研究关注于“怎么说”的问题，无疑具有维护学术独立和尊严的重要意义。在王瑶那里，这还只是一个尚处于朦胧意识状态的命题，到了陈平原这里，终于得到了确定与提升。不过陈平原自己大概对“为学术而学术”会否出现应者云集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因为，学界可以“坐得板凳十年冷”又能赞同“政学分途”的人，在现在一片急功近利的氛围中已经成为稀缺品种了。当陈平原站在学术史的高度来反观学科建设，就会在大学制度、人才培养模式等深层次的问题上体现出视界宽阔的洞察力。他在2000年出版了《北大精神及其他》一书，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到他希望通过反思中国大学教育来推动对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的改造的努力――他就曾说自己从学术史转入教育史是顺理成章之事，这样看来，他的这种转向似乎有某种策略性的选择意图。
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界可谓是标志性人物，他在哲学界尚未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就已经从学理上关注人的主体性及人性命题，他是当时“美学热”的执牛耳者，他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解读那个时代思想史的必读文本……。不过，早在1987年，刘晓波就已经预言李泽厚老了――李泽厚在1994年感慨“90年代思想家淡出”，说“现代社会的特点恰恰是没有也不需要主角或英雄，这个时代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时代。所谓散文时代，就是平平淡淡过日子，平凡而琐碎地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没有英雄的壮举，没有浪漫的豪情，这是深刻的历史观”，这时的李泽厚，其苍凉悲感终于显露了疲态。进入21世纪，李泽厚似乎已经对自己的“淡出”无可奈何，他在《浮生论学》一书中说到：“我讲有各种专家，那我干什么呢？我想我没有什么事可干了，根本就没有想到……”
王元化与前三位先生不同，他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进程而言，已经成为一位显示了“反思”力量的标志性文化人物或是一种富有感召力的精神存在。如果要划定学科归属，那么王元化首先是文艺理论家暨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这使他既对于中国传统的“士”精神有着自然而然的体认，又有着深邃的对“道”的思考，即以“吾道不孤”的价值自信坚持向着独立自由的“人格―思想”行进。因为其反思对象的敏感度和其达到的深广度，其文字的能量超出了学界的狭隘地带，成为在社会空间迅速传播的公共精神资源。王元化的学思脉动的每一起伏转眼就可以成为沪上媒体乃至海内外竞相关注的对象，在此情况下，但愿人们能真正领会他所倡导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做些有益的工作。
夏中义在本书书前代序中说，这是为学界反思新时期20余年来“思想―学术”关系提供的“一份有待公证的私人证词”。确实，作为一位在新时期学界大潮中身为在场者或目击者的学人，当他秉笔记录的时候，难免会带上其个人的情态印记与事后思绪，然而，这也正是本书观察切近、语言鲜活的优长之处，这种学术思想断代史的写作，也因此显得别具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