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历史的镜子。抗战时期的进步文学是唤醒民众、鼓舞人民奋起反抗的号角；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进步的文学家、艺术家总是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一方面拿起笔作刀枪，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在抗战的烽火中接受革命的洗礼，使自己的精神升华到更高的境界。正如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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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贵祥 | 周大新 | 阎延文 |
抗战题材作品构成战争文学主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17年，中国文坛占主流地位的是战争文学，战争文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抗战文学。刚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徐贵祥，其新作《八月桂花遍地开》仍然是关注抗战题材。有评论誉之为“具有历史文学大创作的品格。那种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对民族精神意义的深层探究，对人的精神世界、人性和人格的深入揭示，把战争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早在学生时代，徐贵祥就读过很多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如《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战火中的青春》等。他说：“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作品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由于这些作家有可能亲历过抗战，至少也是目睹过抗战，所以他们的生活源泉非常丰富，创作这些作品感情非常真挚，所以尽管存在艺术上的概念化和脸谱化问题，但在反映中国抗战历史、反映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在维护民族尊严等方面，可以说树下了一座座里程碑。我现在回忆这些作品，印象比较深的，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外，更关注《烈火金钢》中的汉奸何大拿一家，何大拿的大儿子是翻译官，二儿子国民党，女儿是共产党。不知道作家是否刻意这么写，为什么这个家庭政治观念、行为上这么大分歧，其实这正是抗战时期真实的人民的生活状态，就是四分五裂。当然最终还是以抗战为主体引导人民抗战。我从这个作品中思索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一个家庭不能团结起来；二是一个家庭怎样才能团结起来。这都是有象征意味的，它象征着民族的整体状况。这也是我近年关注抗战文学一直比较执着的理念：怎样把一盘散沙凝聚起来。”
一些评论家谈到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提出“缺乏人性开掘”的问题。徐贵祥坦率地说：“以往的作品，多数会存在拔高、脸谱化的问题。但是我不同意低估这些作品的价值。因为没有这些作品垫底，也就没有中国战争文学的发展。我认为，那些作品是一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恰好为我们铺平了道路，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正因为看到这些作品的局限性，才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富，尽可能避免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失误。如果抛开当时的历史，完全孤立地看过去的作品是不公正的。我的评价是，过去的抗战题材作品中，有些是没有把人当‘人’写。把战争中的一方当作神，把另一方当作鬼，没有回到对人的理解上。”
当代抗战小说题材丰富
老一辈作家近年来的抗战作品，如管桦的《将军河》、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等，是“亲历”历史，他们本身是抗战的参加者和亲历者，作品就是“记忆的证明”；在莫言那一辈中年作家笔下，战争变成了“口述”历史，叙述主体是“我爷爷、我奶奶”，可以说是耳濡目染的创作；到了今天，六七十年代的作家面临的抗战题材，已经是上世纪的历史了，写作变成远距离的冷静的历史关照，他们的创作切入点是对历史的回溯和研究，一步步逼近历史。
作为军旅作家，周大新的创作中不乏有抗战题材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第二十幕》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是写抗战生活的，中篇小说《左朱雀右白虎》和《旧世纪的疯癫》也属抗战题材，前者已被河南豫剧一团改编为大型现代豫剧《红菊》，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文化部于9月10日调该剧进京演出两场。周大新对战争狂人的极度厌恶，体现在《旧世纪的疯癫》中。他一直想写一个被战争异化为疯子的人物，后来那个人物终于以津川大佐的面目出现了。该作品发表后，有评论家认为极富思想冲击力且表现形式新鲜。
周大新认为，我们中国写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多，但能经得起人们反复阅读的公认的经典性作品还没出现，和前苏联相比，我们这种题材的作品质量还差一个档次。我们的一些作品是对前苏联作家的模仿，对这场战争没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和表现。很多文学作品出版脸谱化概念化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将笔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去探查。其实，人在战争中的内心世界极其复杂，战争中人的任何一次选择，都可能牵扯到生与死、荣与辱这些大问题，真正想把那时的人写活，需要笔者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去思考去替那时的人作出人生选择。至于怎样才能写好，周大新说：“有两点似应注意，其一，没有新发现新认识就暂时不要动笔，重复前人没有意思；其二，思想彻底解放，把战争文学中的所有栅栏都放倒，完全张扬开自己的想像力。”
在开始构思《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部作品时，徐贵祥给自己提出了三点要求：“写好自己，写好敌人，写好真实的状态。”当一个民族受到侵略时，他要抗争，抗争的依据就是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我们写敌人不能妖魔化，日本人为什么在中国不畏生死，他们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在写作《历史的天空》和《八月桂花遍地开》两部作品的过程中，徐贵祥翻阅了很多资料，他站在人的立场上，比较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差异，因此在塑造人物时准确地把握了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生活状态、战争环境和人的心态。
反思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徐贵祥也认为有些式微。原因有二，一是话语环境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年轻一代中国作家没有疼痛感，也不能要求他们有，而老作家疼痛感又格外强烈，他们距离战争太近，年轻作家又离得太远；三是一些作家有浮躁的心态，很难有良好的创作心理环境。成熟的作家应该实现思想和艺术的最佳结合。最终能经得起时间检验，在时间和空间坐标系中，能长期坚定地存在于世的作品，一定是有思想深度和社会意义的。
出现描写正面战场和台湾抗日史的文学作品
70年代的作家给人们的集体印象，多是经验写作占主导地位，都市生活是作品的主要背景，而阎延文的创作却选择了用文艺作品来展现台湾三百年史。以往对台湾，往往是从历史研究角度关照的。用文艺作品来展现台湾三百年史，尤其是1895年到1945年的五十年台湾抗日史，阎延文的“台湾三部曲”（《台湾风云》、《青山青史》、《沧海神话》）还是第一次。
从文学作品而言，台湾抗日题材过去基本没有被反映过。这是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一页。阎延文认为，台湾抗日是一段真正的血火壮史，从1895年6月至10月，在4个半月的保台抗战中，台湾军民激战大小一百多仗，抗击了日本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三万两千多人。这个数字是甲午战争大陆战场日军伤亡总数的两倍，占日本当时全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日本皇室代表、北白川能久中将，陆军少将山根信成等高级将领纷纷抛尸台湾。而他们的对手，竟然是只有大刀、土枪，没有粮饷，也没有预备队的普通台湾百姓。这无疑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所以在《台湾风云》中，阎延文用将近二十章的篇幅描写这场战争。“台湾三部曲”写作的最大挑战是空白，前人没有范本，甚至资料也是断简残篇。幸好她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受了八年专业训练。因此，阎延文在创作开始前首先回溯历史，爬梳有关台湾历史的县志、奏折、家书甚至日方资料，一步步走近那些叱咤风云的时代与人物。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抗日整整经历了50年。她选择了《战争风云》式的写法，用一个真实历史人物，贯穿台湾这段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北埔起义、罗福星革命事件、西来庵起义、雾社起义、文化抗战等。这个贯穿人物就是《台湾通史》作者、著名诗人连横。
从1995年开始，“台湾三部曲”的创作已持续10年，这种创作孤独艰辛，很多压力是女作家难以承担的。首先是资料的短缺，其次是创作领域的独到，阎延文没有得到过任何创作资助，没有进入过任何创作扶持计划。虽然处在北京文化中心，她却仿佛行走在文学的边疆。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需要内心的力量。一位台湾诗人听说阎延文创作了这本书，泪水浸润了眼眶，连说：“谢谢你为台湾写了这本书。这段历史是台湾的痛史，在台湾生活的人不敢写，日本人不愿写，内地人再不写，谁来记录历史？”“全美中国作联”主席冰凌先生，在海外看到《台湾风云》繁体字版后，激动地表示：“这是一部彰显民族文化和民族自豪的作品。”就是这些海内外的知音们，这些和阎延文一样被历史感动的人们，使她忍受了无法忍受的困难，坚持了下来。
《台湾风云》和《沧海神话》出版后，引起海内外的关注，这是阎延文始料未及的。2001年，长篇小说《台湾风云》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04年9月，入选中宣部、团中央等七部门推介的“百部爱国主义图书”；2003年4月，长篇小说《台湾风云》在台湾出版了中文繁体版，被台湾出版界称为“二月河之后最好看的历史小说”。
在中国抗战小说写作中，花城出版社的《虎啸八年》比较突出地描写了抗战正面战场的战争历程，这在国内出版的抗战小说中还是首次。按史学界的说法，“正面战场”就是指国民党军队所负责的作战区域，其作战方式是大兵团对垒集团式冲撞，相对而言，由八路军和新四军负责的敌后区域的作战方式则是游而击之。很长时间以来，现代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战场多为敌后战场，至于正面战场题材则仅用眼角余光一瞥而过。
然而，既然是一场战争，就必然有战场，文学是否反映了战场，表现的角度与内容怎样，都值得认真考察。成都作家温靖邦的《虎啸八年》，在这方面是一个突破。《虎啸八年》是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仅以刚出版的三部来看，作品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也细针密线地绣制了国民党军队的东南会战；既有战争场面，又有中日双方高层的战略较量，以及各自内部的漩涡。
四川大学博导、评论家冯宪光在评价这部作品时说，这部书的文本结构、叙事特点很复杂，时段长，人物多，不好把握。温靖邦的追求是拒绝戏说。他通过言情化的描写把处于政治历史事件中的大人物日常生活化了，把这些容易概念化符号化的历史人物激活了。在这里言情化化解了简单化，拉近了与现代读者的距离，符合当前的审美特点，并努力展现了一段既为当时亲历抗战、又为未经历过抗战的人都能理解的历史。
深度开掘战争题材是作家的责任
关注战争的所有作家，无不怀着一种深刻的民族正义感和责任感。温靖邦在创作过程中，一直沉浸于这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他认为真正使中华民族觉醒的是这场战争，真正使民族摆脱蒙昧、离心离德倾向的是这场战争。而此前的辛亥革命、北伐只是极少数先驱者的行为，民主共和也只是他们的奢侈品而已。温靖邦急于把这个发现告诉国人，让大家通过重读这场战争去深刻自省，去认识我们的民族。责任感促使他的创作热情随着笔致的深入发展而更臻于激烈。
阎延文创作“台湾三部曲”所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将一段今天内地读者并不熟悉的历史，用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加以生动复现，把隐身在历史烽烟中的台湾抗日英雄，雕塑成青铜般的艺术形象。这是极大的挑战，更是作家的责任。她说：“1995年，我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一个偶然的机会承接了《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史》台港部分的写作，开始了台湾文化史的研究。逐渐，一种兴奋感笼罩了我。海峡两岸惊人的文化同构性，似乎预示着某种历史的奇迹。我当时只有23岁，以这样的年龄，承担如此宏大的创作主题，的确感到太沉重了。然而，强烈的创作冲动，使我欲罢不能。近代台湾史，展示了最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台湾人民是最早承受战争苦难的人群，也是最早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人。台湾抗日与大陆抗日一脉相承，最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血气和骨骼。我个人认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不是传统意义的八年，甚至也不只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十四年，而是从1895年台湾抗日肇始的五十年。青山不灭，青史不灭，作为70年代出生的青年女作家，我只是用笔走进了历史，鲜活了历史英雄的生命和梦想。”
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丁?明，其长篇小说《悲日》，以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为背景，描写了以蒋光鼐、蔡廷锴将军为首的十九路军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界民众抗日力量的支持下，以弱抗强重创日本侵略者，保卫大上海的民族气节和英雄壮举。对21岁的丁?明来说，创作长达20多万字的抗战题材的小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自称为这次创作是“一次艰难的攀爬”。为了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他的创作过程几乎是泡在图书馆、档案馆，他说：“促使我写作这部小说的，是一种责任心和社会良知。在读到一些有关淞沪抗战的文字资料时，我无数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他看来，这场战争以及十九路军的命运是一场悲剧，之所以写这一民族的疼痛，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牢记那段历史。作为80年代作家，丁?明已经不单单为自己的写作快感而写，更多的是为自己所爱的民族而写。
评论家朱向前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抗战文学作品从莫言的《丰乳肥臀》、《红高梁》开始，相对过去的叙述方式和模式有所突破，题材禁锢也打破了，涉及民间的、国民党的抗日作品都有所体现，张廷竹的《黑太阳》等还写到远征军的故事。其次，所谓对战争的认识和思考有所升华，如尤凤伟的《秘密通道》、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以及《八月桂花遍地开》，通过战争挖掘人性的作品逐渐增多。朱向前说：“有人认为抗战文学创作趋向势微，我倒认为抗战刚刚开始，慢慢放开。只有客观地，真实地反映8年抗战，才能出大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