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帷幕，陷中国人民于腥风血雨之中。29日，天津沦陷，我们全家在日寇飞机轰炸和扫射下，逃难到租界。开始寄居在意租界亲友家，因住房仄陋，难以久住，原来在新车站的旧居也为炮火所毁，而战局恐非一时半会儿所能解决。几经辗转周折，全家终于在法
大约快到旧历年底的时候，有一天清晨，我忽然在对着后门的窗台上发现摞着几张报纸。我偷偷打开窗户，又看看无人进出，便把这叠报纸拿进来，只见是几种油印小报，多是十六开本，各刊版数不同，有多有少，有一张正反四版的，最多的一份是四张十六版。刊名虽已记忆不清，但大都有抗战含义。内容主要是通报战况，像是从收音机中录下来的，有中央社的，有路透社的，也有美联社的。有胜利的喜讯，也有战败的消息，但战败有时用“转移”字眼，如说国军经过与日寇激战后转移到某地，如果按地图追索，则是撤退。油印刊每天都有，但有时刊种不一，基本是免费，有时刊上也写定价，我即放点钱在窗台上，也会被收走的。过了旧历年，这类报刊一直在送，我很好奇，总想看看送报人是谁，我曾起过几天早，但窗台上就已有油印刊了。有次我有意在天蒙蒙亮时，就在窗帘后头偷窥，只见一个短打扮戴着齐眉破草帽的男子，把小报放在窗台上，一闪身就走出后门，我赶紧绕出后门，但已看不见送报人！这些默默的抗战人，可能在彻夜刻写印制后，就分头投递，给闭塞窒息的人们，送来一丝亟待知道的或喜或愁的消息。我真诚地感谢这些不知名的真正中国人，祝福他们平安。
油印小报的内容很丰富，刻印的字迹也很工整认真，印制也很用心。当时我正在读中学，同学间偶尔偷偷地交流小报消息，互相补益，但从不带小报到校，怕惹是非。每天家人都看完，就撕碎放在煤球炉烧掉。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留存一份，作为抗战另一战线的珍贵见证资料呢？我对油印小报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尤其是由于当年政治上的幼稚，还不知道政治背景之说，只要是抗日，就拥护，就钦佩，近年来很想写点文字来安慰曾冒风险，传送信息的新闻战士。我曾努力搜寻有关史料来全面了解天津油印小报的全貌。但所获不多。直到最近，我求教于天津地方史专家、天津政协文史办的杨大辛兄，方使我得知天津油印小报的概貌。大辛兄推荐两篇文章给我。一篇是乔多福所撰《抗战初期天津地下出版的抗日报刊》，文中概括了当时地下报刊的形式说：“这些秘密出版发行的抗日报刊，形式多样，有大报，有小报，有日刊，有周刊，半月刊或月刊，还有特刊和号外。限于条件多数是油印的少数是铅印或石印的。”作者还统计了自天津沦陷至1938年底，天津出版发行的30种报刊的名称说：“《实录》、《长城》、《吼声》、《大报》、《匡时》、《抗敌》、《火线》、《红光》、《大众》、《解放》、《灯塔》、《妇女》、《文摘》、《突击》、《电稿》、《牺牲报》、《小公报》、《炼铁工》、《华洋新闻》、《中华日刊》、《生存日刊》、《生存周刊》、《时事纪闻》、《抗日小报》、《新闻报》、《大华报周刊》、《中山旬刊》、《小益世报》、《讨倭月刊》、《北方周刊》、《前哨周刊》、《宣传工作指导》、《高仲明纪事》、《张雅轩纪事》。”
就这三十余种刊名来看，当时地下抗日报刊，已呈相当繁盛之势。也反映敌占区民气之激昂。另一篇是由香港人士史馥所撰：《天津沦陷后出版的纪事报》。此文集中记述当时颇有影响，极具规模的一份抗日报刊的总面貌，内容相当详尽。《纪事报》全名是《高仲明纪事报》，高仲明显然是个化名。它在天津沦陷后的五十天即1937年9月在法租界创刊，坚持办了二年多。它由大公报编辑顾建平和益世报编辑程寒华等四人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编印的：从偷听电台，连夜刻印，到凌晨发送，整整一个通宵。这是一份日出八开四张的报纸，两面刷印成十六个版面，可容万字左右。创办时不过十几份，但很快赢得读者，发展到几十份，几百份，直到近千份。是众多地下抗日报刊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他报道了平型关战役，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的战况，以及台儿庄大捷等消息，还刊发有关文告，宣传抗日，抵制投降，对坚定民众信心，激励民众斗志等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些地下抗日报刊的主持人、编者、刻印者和发行者，虽然其政治背景有所不同，但他们抗日宗旨是一致的。他们在险恶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下，日日夜夜在为宣传抗日鼓舞民众而辛劳工作的意志和勇气，是值得表彰的。特别是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更不能忘怀另一条抗日战线的战士和他们所做的事业。可惜，很长时期这些业绩未能有更多的文字记述。我想这种地下抗日报刊决不是只有天津一地，而天津的具体情况恐怕也远不止此，甚至有些当事人已旅居海外。我真挚地祷念海内外有更多的知情者能提供资料，更希望当年的有心人能提供珍藏多年的实物，以充实、填补抗日战争史和中国新闻史上特殊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