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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说的:“酸”

2005-09-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在《中华读书报》(2005・8・31)上读到《十问葛浩文》的访谈录。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是美国翻译家,曾把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译成英文,包括老舍、巴金、莫言、苏童、张洁等人。他是在这方面最有成就的翻译家。谈到刚译成英文出版的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他说“都得到不少重要

的评论”。“大家比较重视的是5月份的《纽约客》里发表的,厄普戴克写的四大页的评论‘苦竹’。这对当代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名声算是件大事吧,只可惜这位酸老头的基本心态是欧洲中心,用非常狭隘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一旦发现不同之处,并不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而是贬为中国文学不如西方/欧洲文学。”顺便说一下,厄普戴克的这篇文章已经译出,载于今年《当代作家评论》第4期,文里所谓的“苦竹”,是指《我的帝王生涯》结尾在一个苦竹山上的苦竹庙里。厄普戴克认为,正如《丰乳肥臀》的结尾一样,都是表明“腐烂的社会是不会提供任何刺激生长的契机的”。我读过厄普戴克的小说,活泼有力,很喜欢。他小说写得那么好,那么活泼有力,怎么一写评论倒成了“酸老头”呢?再玩味葛浩文在《十问》中的答话,我看到,葛浩文似乎是对厄普戴克评价他的译本很有意见:你又不懂中文,怎能知道我的译文有错?此其一。再有,大约就是下面的话:“中国小说或许由于缺乏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熏陶,没有学会端庄得体。”这位厄普戴克当然不会阅读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他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从中国古典小说就不能学得如英国古典小说“端庄得体”?非要读过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才能达到“端庄得体”之境?所以葛浩文在此就表示了他的不满。我想这大约也就是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中国小说都要同欧美经典小说相比,不合,就是中国小说不够标准。这是两个美国人之间的有趣争论,不过其中一个是喜爱并翻译中国小说的人。这种看法在中国人里怎么样?

新近读到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我以为它是富创见,去陈言,重艺术,讲实证的。我欣赏书里对沈从文的讲述,我以为在此书之前,没有一个人讲得比它更好。对张爱玲和钱锺书的“发现”,也是一功。当然,有偏见。我欣赏刘绍铭在该书中文版《引言》里引刘若愚先生的话:“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此后的小说史写法,自然不必都去走夏氏的路子。重写文学史,就要写出各有“偏见”的文学史。你有你的偏见,他有他的。要允许各说各的。我的小文不可能评论大著。但是,在这本书里我也看到很刺眼的欧洲中心主义。王德威先生在附于此书的论文里说过,“夏书所透露的欧洲中心主义已迭遭异议,毋须在此重复。”这是说内地以外情况吧。我刚读此书,又读葛浩文批评厄普戴克的话,就想举夏著里的几例请内地读者看一看。

夏志清此书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评老舍的《二马》,“比较像几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代描写父子间冲突的小说。”(同时,又与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相比)他的类似的比较很多,有的有意思,有的就有些“多此一比”。互相比较之中,我以为评郭沫若诗时,说“模仿雪莱和惠特曼”,评郁达夫小说时说,“无非借鉴于日本和欧洲的颓废作家,和那些一向不甘与官僚同流合污,自怨萧瑟贫穷的中国诗文家。”这都有道理有根据。但是,从我这普通的读者看来,不妥的,不必要的比较也有。这就是说,有点葛浩文说的“酸”味。评鲁迅:“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从贺拉斯(Horace)、本・琼森(Ben Jonson)到赫胥黎(Aldous Hexley)――之列。”“我们可以把鲁迅最好的小说与《都柏林人》相比较。”而《孔乙己》却又像海明威早期的故事了。鲁迅写那篇小说时,海明威还没有开始写作,他晚生将近二十年,不好相比较。评许地山《缀网劳蛛》是“笨拙地套取了莎士比亚后期戏剧那个原谅与和解的公式。”又说他写的东野先生很像是一个匹克威克先生(Mr. Pickwick),不过拙劣的写法,使他没有生气了。有意思的是,评张天翼一篇小说,却也是“使人想起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势》中的一个场面。夏先生是研究英国文学的,说这些当然不是全无道理。可是,是否必要,是否妥帖,那就不好说了。过多的与欧洲文学比,以它们为准则,那大约就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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