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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好不好?隐私留不留?

2005-09-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未来世界,有一种新的技术已经成功地商业化了。

这种技术可以在婴儿出生时将一个被称为Zoe的芯片植入其脑中,该芯片可以记录此人一生的活动

。当此人去世时,可将该芯片取出,然后将其一生活动中的精华部分剪辑出来,供此人葬礼举行时播放,则俨然一部个人传记影片矣。这种剪辑出来的片子,通常当然都是隐恶扬善的,以供参加葬礼的人缅怀死者。

从事这种剪辑工作的人,则成为一个新的职业――剪辑师(Cutter)。

由于剪辑师可以接触植入芯片之人的一切隐私,而且剪辑出来的片子是不是隐恶扬善,隐什么恶、扬哪些善,也都操控在剪辑师手上,所以剪辑师颇受尊重。而作为一个行业的自律,剪辑师有三条戒律:

一、剪辑师不得将死者的Zoe芯片出售或泄露其内容给他人。

二、剪辑师自己不得植入Zoe芯片。

三、剪辑师不得将一个人Zoe芯片中的内容混淆到另一个人的内容中去。

当影片《最终剪辑》(The Final Cut,2004)的故事开始时,这种芯片植入技术已经发展到第9代了。街头到处都是关于这种芯片植入的广告。据说已经有5%的人在使用这种芯片。当然反对这项技术的也大有人在,示威者高呼的口号是:

“记忆是自己的!”“为今世而活着!”

因为有的人一旦知道自己已经被植入芯片,想到此生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将被记录下来,并将被剪辑、被播放,就被对于“身后是非”的过度关注所笼罩,从此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仿佛只是为了别人而活着了。

影片的主人公哈克曼(Alan W.Hakman),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剪辑师,从业已经30年了。“EYETECH”(正是提供影片所述芯片植入技术的公司)的班尼特去世了,风情万种的班尼特夫人委托哈克曼剪辑丈夫的记忆片。尽管别的剪辑师认为班尼特夫人“根本就是人渣”,但哈克曼还是接受了。

与此同时,反芯片植入技术的人士则向哈克曼表示,愿意出50万美元现金购买班尼特的芯片。因为班尼特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虚假的――作为“EYETECH”的领袖,他被媒体描绘成热爱家庭,备受各方尊重的人物。而反芯片植入技术的人士认为,只有得到班尼特的记忆芯片,才能揭露班尼特虚假伪善的真面目。

正如相传黑泽明自述在影片《罗生门》中想要表达的:虚饰是人类的天性,即使死到临头也不忘记虚饰,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谁没有虚假伪善的一面呢?在这样的记忆芯片中,没有任何人会是真正的圣人,班尼特确实也不例外。

为此,哈克曼与反芯片植入技术的人士多次辩论。按照剪辑师的戒律第一条,哈克曼当然不能将班尼特的记忆芯片卖给他们。但是,反芯片植入技术人士的顾虑也是有道理的:哈克曼本来就是虚饰的高手,他总是为他的顾客隐恶扬善,他剪掉那些人生前的恶行片段,再将那些好事编辑起来,并配上优美而适当的背景音乐。他剪辑的片子总是让人看起来十分感动。如果他把这些手段用在班尼特身上,自然会剪辑出更大的谎言。所以他们指责哈克曼“将人们的生命编成一个个的谎言”,“你在把一个杀人犯变成圣人”。

但是哈克曼也有理由支持自己的行为。他说“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记住那些他们想要记住的”,他认为“这是科技发展,并且满足人的本性”。因为这种剪辑工作能够“让人们长存于后辈心中,把人从罪恶中救赎出来”。他把他的虚饰理解为帮助死者“去除灵魂中的杂质,这样,他的灵魂得到净化,……让他在来世中生而向善”。

哈克曼一直以“这就是我的工作”自豪,但是反芯片植入技术人士和他的辩论似乎逐渐动摇了他的信念。当他看到芯片植入技术的推销者一番踌躇满志的表白后,颇受震动。那个推销者说:“你们可以将你们的记忆传给后人,这意味着什么?――不朽!……不管什么样的情景,你都能够拥有或者删除!”这些自白,实际上证实了反芯片植入技术人士的指控。这使得哈克曼原先的信念开始崩溃。

起先哈克曼在50万美元现金的诱惑下也不肯犯规,后来他却把剪辑师的三条戒律破坏殆尽:他将许多人的记忆混合在一起搞成片子(违反了第三戒律),并且给女朋友看着玩(违反了第一戒律)。他甚至给自己植入了芯片(违反了第二戒律),为的是将自己一段童年记忆输出,以解开他自己一个童年记忆的心结――他一直以为童年的一个玩伴之死和自己有关。为此他求他的同行为他做这种输出。

正当哈克曼接受了反芯片植入技术的观点,决定金盆洗手时,一连串的意外发生了。班尼特的芯片在他和女友的冲突中毁坏了(女友因他剪辑她和前男友亲热的镜头而大怒,向他的剪辑电脑开了一枪),哈克曼向班尼特夫人表示,他再也无法完成她的委托。而反芯片植入技术人士得知班尼特的芯片毁坏,因无法再从中揭露班尼特的真实面貌而怒不可遏,竟枪杀了哈克曼――他的死倒真有点“朝闻道,夕死可矣”。

古代中国人的“谀墓”传统久已有之。通常人死之后,人们就隐恶扬善,不再批评死者的过失,往往还要夸大死者的好处。昔日唐代大文豪韩愈为人写了许多墓志铭(那可是有偿的!),被后人斥为谀墓之辞,颇受诟病。其实今天各种追悼会上的悼词,与韩愈的谀墓之辞没有任何不同,只是作者没有韩愈那么大的文名耳。而这些墓志铭和悼词,与哈克曼剪辑出来的片子其实也是异曲同工,只是没有那么“高科技”耳。

不过,《最终剪辑》至少引出了如下问题:

首先,婴儿的权利问题:如果父母在孩子出生时为孩子植入了芯片,什么时候可以将此事告诉孩子呢?植入技术的推销者建议选择在孩子21岁时。但是,婴儿的父母是否有权代替婴儿本人决定是否植入芯片?植入芯片给婴儿带来的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这答案是取决于婴儿成长以后的本人的,父母其实无法替婴儿作出答案。

其次,如果芯片植入者意外丧生,那他很可能就会没有机会表明自己的意愿:是否要求输出记忆并剪辑成片子。此时亲属或友人能不能替他作主?

再次,即使本人愿意植入芯片,并且寿终正寝,而且也愿意在身后将芯片交给自己信任的剪辑师全权处理,他仍有可能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因为他生前必然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他生活中周围人物的事情或隐私,这些事情或隐私是当事人同意让他知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同意让剪辑师知道,更不意味着他们也同意被剪辑到别人的片子中去。

所以《最终剪辑》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

一、如果你自己可以作主,你愿不愿意植入这样的芯片?也就是说,你觉得这样记录你的人生好不好?二、如果你已经植入了这样的芯片,你愿不愿意将它交给剪辑师全权处理?也就是说,你的人生记录,特别是其中的隐私部分,你愿不愿意让它们留在世上?

我试着询问了我生活中的一些人,发现各种答案出入很大。那些有着足够的表现欲和倾诉欲的人,会对上面两个问题回答“愿意”;而那些很在乎“身后是非”的人,当然也更容易倾向于干预剪辑师的工作,或者干脆回答“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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