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新京报》上读到一段消息，其中写道：
近日，中法对照版《九章算术》由法国dunod出版社出版。这是《九章算术》首次出版中法对照本，该书厚1150页，售价高达150美元。……该计划由中国科学院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协同合作，具体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书春研究员和法方代表林力娜
博士完成。 售价应是150欧元；另据悉，由于该书第一版已在今年1月份脱销，DUNOD已于今年8月出版了第二版，第二版改小了字号，售价降为80欧元――编者注！
读罢，我情绪激动了好一阵子。因为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多年来与郭书春先生有过长久的合作，这件事情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它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到20多年前。那时我刚做出版工作不久，被安排编辑梁宗巨教授的《世界数学通史》。在我结识的作者中，可以不夸张地说，梁先生治学精神的严谨是绝无仅有的，甚至有些偏执。例如，他不允许自己的书稿中有一个错字，每一个字的笔画都不许缺少；一旦写错了字，他都会用刀片刮掉重写，决不涂抹。所以请梁先生推荐作者很难，几乎没有人能达到他的要求。不过有一天，梁先生却对我说：“我向你们推荐一位《九章算术》研究者，他叫郭书春，很年轻，但做事极其认真，他的研究成果是靠得住的。”
那时我们出版社非常信任梁先生，立即派我到北京去找郭书春。实言之，我第一次见到郭先生颇有些失望，他不像梁先生那样学究气十足；看上去倒很有些工人阶级的气质，谈话极其朴实、坦率，加上高高壮壮的身材，一副典型的山东大汉形象。当时，我们谈论的就是郭先生关于《九章算术》研究的全部计划，包括出版《九章算术》汇校本，以及他与法国人合作翻译出版《九章算术》法文版等等。交谈中，我渐渐被郭先生的学术水平和专业精神折服了，理解了梁先生举荐的道理。
我记得，在1989年9月份，为了出版繁体字《九章算术》汇校本，我们与郭先生一同去深圳排版校对。我们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没有去过饭店，每天吃盒饭；天气极热，酒店的空调只是晚间才开放几个小时。那时的深圳已经是花花世界，但是郭先生每天都坐在房间里埋头校对，他说：“此书的宗旨就是校勘古今版本的正误，自然不能再出一处错误。”
我记得，在1993年，我去西班牙参加第19届世界科学史大会。当时郭先生正在巴黎从事《九章算术》法文版的研究工作，我们相约在巴黎见面，再一同赴会。我独自一人乘机在戴高乐机场落地，郭先生把我接到他的住处，一个向当地华人租用的房子。它地处巴黎第13区，房间破旧得让我无法想象。但是郭先生在那里一工作就是一年，每天用功至极，还省吃俭用，甚至家人都不能前去巴黎探望。请记住，那时郭先生已经是这个项目的中方首席学者了！
我记得，在1995年，我们请郭先生与刘钝先生一起主持《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的编辑整理工作，他为此整整忙了两年。一天，郭先生来电话说：“书稿终于编完了，我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走出家门口都摔倒了。”
当然，我也记得一些有趣的事情。上面消息中的那位林力娜博士，曾经是郭先生的学生。郭先生说，林力娜是犹太人，非常聪明，只用一年就把中文学得很好了。我在参加西班牙科学史大会时，与林力娜有过一段接触。她中文说得真好，为人也很好。比如大会规定，专门资助“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我们中国学者有很多都是接受资助才得以参加会议的。但是，会议期间一些重要的聚餐还要另收费，我们中国学者支付起来依然有困难。林力娜就主动为我们缴费，避免了我们的尴尬。尤其有趣的是，她认为，中国人凡事都会谦让三次，只有第三次才是真意。例如，她问你：“要咖啡吗？”你说：“不要。”她一定还要再问两遍：“真的吗？”才确认你的态度。
写到这里，我在感叹郭先生功成名就的同时，还勾起了心底对我国上世纪60年代走上学术之路的那一整代学人的思考。他们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提起这些人，我的印象尤其深刻，因为从我1977年上大学，到后来分配到出版社工作，我的老师、领导、同事、作者等等，大都是由他们构成的。虽然朱学勤曾经说，“他们是至今尚难从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中完全清醒的人”；虽然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在他们的身上留下种种历史的印迹，甚至斑斑血痕；虽然社会的变迁铸成了他们复杂的“人格特征”，使他们的思想表现往往显得深邃而隐秘。但是，他们还是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责任，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依然无愧于时代，让人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