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社会制度的嬗变，以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做过许多美丽的梦：实业救国梦、科学救国梦、教育救国梦、社会革命救国梦……诸如此类，皆是振兴中华的强国富民之梦。
于是，神州大地涌现出一批批为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奋斗着的实践家，他们不懈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斗争。到了30年
中国的几所著名高等学府，都有一些热心教育改革的人士付出巨大的努力，希图把自己所在的学校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北京大学从1917年到1937年的20年中，以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为代表的改革派，一直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为职志。蔡元培自不必说，1930年接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蒋孟麟，目标更为明确。他吸取欧美著名大学的办研究型大学的经验，在傅斯年、胡适等人的帮助下，拟出了重振北大的具体方案。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常委会通过，中基会与北大草拟成《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其主旨是：为提倡学术研究起见，自民国二十年度起，到二十四年度止，每年双方各提出国币20万元，作为合作研究特款，专作下列各项之用：1.设立北大研究教授；2.扩充北大图书仪器及他种相应的设备；3.设立北大助学金及奖学金。《办法》提出：研究教授之人选，以对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研究教授之年俸，自4800元至9000元，此外，每一教授应有1500元以内的设备费。研究教授不得担任校外教务或事务，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6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的研究工作。看来，这些皆是把北大建成研究型大学的措施，也是为了与世界著名大学接轨。
根据这个条款，北大先后聘请了汪敬熙（心理学）、王守竟、萨本栋、饶毓泰（物理学）、曾昭抡（化学）、冯祖荀、江泽涵（数学）、许骧、张景钺（生物学）、丁文江、李四光（地质学）、赵乃抟（经济学）、汤用彤（哲学）、张君绂（政治学）、刘半农（中国文学）、徐志摩、梁实秋（外国文学）、葛利普（地质学）、斯伯纳（数学）、奥斯谷（数学）等为研究教授，他们皆是国内外各学科的第一流专家学者。
这一时期，北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理科如李四光、丁文江的地质学研究，饶毓泰的物理学研究，王守竟的光学研究，曾昭伦的化学研究，冯祖荀、江泽涵的数学研究等，都在国际或国内居领先地位。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成就更为显著。
北大还特别加强图书资料和科学实验仪器的购置与条件的改善。1934年在嵩公府建起面积6600平方米的新图书馆，其物质条件已接近当时世界先进图书馆水平，藏书达25万册，建立了完整健全的目录体系，改进完善藏书采编方法，使其一跃而跻身于世界现代大学图书馆之林。到了1935年，理科各系共有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为全国大学之冠。
几年中，北大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有了长足进展，为与国际名牌研究型大学接轨创造了契机。
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功绩最为卓著的校长。他在1931年就职演说中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那句名言至今仍响在我们耳边。他千方百计罗致当代各门学科的著名专家和权威学者来校任教，为推动清华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奠定了牢固基础。他亲手建立起在我国工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华大学工学院，并从1934年起，在机械系开设“航空讲座”，成为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的开端。他还开创了高校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例，请外国第一流学者来校作长期或短期讲学，也选派本校教授去国外讲学。
梅贻琦也十分重视图书及仪器设备方面的建设。他说：“师资与设备为大学之两大要素。”清华规定，每年以经费的20％作图书仪器购置费，多年不曾改变。
在梅贻琦“大师”思想指导下，到了30年代中期，清华园里大师云集、人文荟萃，教师队伍就其资历、学术成就和集中程度来说，在国内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清华的黄金时代。因而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时，许多欧美大学发来贺电，美国一所大学的电文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颂词。这也说明此时的清华已存在着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契机。
1928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基础上建起的中央大学，建立时就跻身于名牌大学之列。校长罗家伦上任伊始，就在《中央大学之使命》的讲演中，提出了建立“有机体的文化”，决心把中央大学办成兼容并蓄的大学，就像19世纪初的德国柏林大学一样，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凭借着原东南大学的基础和地处首都的优势，经过罗家伦等人的努力，到了1935年，中央大学便成了国内学科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大学了。
1934年，中央大学在中华门外石岗子一带觅新址建校，建筑费定为240万元，由行政院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新校址占地8000多亩，预计30个月完成。建成后，中央大学将成为环境优美、格局轩昂、全国最大的近代式大学。然而，新校址动工才两个月，卢沟桥的炮声响了，中国进入战时状态。
这几年中，国民政府已基本理顺了现代教育体制，制定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等一系列国民教育规范。到了30年代中期，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际遇已经到来。此时，文化与科学的发展已耸起了一个个高峰，其成绩主要表现为高等学校教师们的学术研究和中央研究院等科研部门硕果累累，令国内外瞩目。这些成绩又往往是一些大学与中研院各研究所的学者们协同努力的结果。如，在自然科学方面，李四光和他领导的北大地质系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李四光兼任地质所所长）共同对第四纪冰川、庐山地质构造和中国燃料资源的研究。吴有训不仅在清华物理系首开“近代物理学”课（其高深程度已达国际水平），指导学生研究X射线，在中国播下了核物理学的种子，而且以中国物理学会的名义邀请世界一流物理学家来中国讲学，并且促成中国物理学家走上国际学术论坛。气象学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兼任中研究气象研究所所长，他与涂长望等对全球大气运行、长期旱涝预报、物候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达世界领先地位。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北大刘半农、罗常培等人的语言学研究，郑天挺等人的历史学研究，常是与中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交流进行的。清华陈寅恪的国学研究，冯友兰、金岳霖等的哲学研究，北大孟心史、钱穆和师大陈垣的史学研究，都是海内外知名的。这些，已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振兴奠定了深厚基础。
由于国门开放和留学海外学子们引进新的科学方法，使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累焕发了勃勃生机。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的庋藏与使用，现代化图书馆的建立，新闻出版业的勃兴等等，也为现代化社会创造了条件，准备了机缘。
到了1933年和1934年，知识界人士的梦想尤多，于是，《东方杂志》等报刊适时推出了“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个人计划”等的征文活动，引得不少文人学士乃至小职员和青年学子执笔为文，畅谈梦想。有“言志”的梦，也有“载道”的梦。在“载道”的梦中，他们所梦想的实际上是一个个完密周详的设计。关于个人的梦，则有一个普遍的意向：大家都希望生活过得稳定、安宁。
南京励志社焦颂周的《五年以后的中国》一文便是属于“载道”的梦，他以学术的视角对未来的中国作了展望，从1932年展望到1937年。他写道：“这五年间努力的主要目标是使国家工业化、科学化，以及农村经济的流通与产量的增加，基本原则以完成陆、海、空军的基本实力，极端增加国防的强度。”“当着1932年的年头，这计划的开端全在调查与准备，以一年的努力完成这工作的基础，简单的工作过后，便是艰难的事工开端，初时非但经济感觉困难，人才亦感缺乏，经过坚毅的奋斗，终于1937年终完成了这个惊人的伟大计划。”
然而，不论是有识之士们的梦想、希望、志愿、计划，还是他们做出过和正在做着的伟大事业，在1937年下半年日军大举入侵后，便一股脑地中止了，断裂了，破灭了。由适时的机缘引出的一些宏伟计划，也不得不在逆风暴雨中转舵，改弦更张，另做打算。或者，无可奈何地推迟了，停止了，夭折了。因为，从日军凶残地炮轰南开大学、恣意烧毁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与大屠杀同步进行的南京文献大扫荡等罪恶行径不难看出，日寇不仅要占领中国，还要肆意摧残和消灭振兴中华的文化基础。就这样，许多由天时、地利、人和凝聚而成的振兴中华的文化机缘，由于强敌的入侵和野蛮摧残而被断送了，丧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