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于1973年逝世，享年91岁。他的最后一幅自画像（见附图）是在他去世前9个月完成的。在这幅蜡笔画中，毕加索创造了一个令人畏惧的形象：一双似乎因惶恐而睁大的眼睛，紧闭的双唇，憔悴
毕加索知道他会在自己走过的路上留下许多情感的碎片：死亡和离异，被遗弃的爱人们和孩子们，诱惑和自杀，创作和毁灭的一生。毕加索曾把这幅令人生畏的肖像画给他的朋友皮埃尔・戴克斯看。“他拿起那幅画，举至面前，然后又把它放下，什么也没说。”阿里安娜 斯塔西诺普洛斯・赫芬顿冷冷地解释当时的情景说。“这是一张凝聚着痛苦和原始恐惧的面孔，长期以来隐藏在他戴的面具之后，愚弄了众人。那就是他曾经刻画过的恐惧和他曾经造成的痛苦，以及他继续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但是，戴克斯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我突然之间的感觉是：他是在直面自己的死亡，就像个勇敢的西班牙人。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勇气，而是一种用信念驱使的勇气。由于他的作品与日常生活相似，对他死亡的预感在画面中有所反映也是意料之中的。”
毕加索，究竟是一个因自己的过去而感到羞辱的人，还是把即将来临的死亡作为唯一归宿勇敢接受的人？他的生活和作品从未给出过简单而明确的答案。不过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认为，在毕加索后期的几十年（他的寿命比大多数人都长）中，他的创造力日渐衰竭，他开始缺乏灵感，他的作品也只是对过去有能力创作出的东西的重复或苍白的模仿。
许多评论家把他的这种艺术衰退追溯到1953年前后。那时毕加索71岁，他32岁的妻子弗朗索伊丝・吉洛特离开了他并带走了他们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从此，毕加索艺术风格那种强有力的多样性减少了：他绘制的单幅杰作越来越少了。他喜欢连续的创意并在一系列画布上重复绘制图案；他不再雕刻，出自他之手的陶艺更是少之又少。
有人认为，他对德拉克罗瓦、委拉斯凯兹和莫奈等著名画家作品的重新绘制和崇敬，说明他已丧失了原创能力。他那双艺术家的手变得更加空闲，同时作品的艺术品质也更不稳定，这一切都表明他技艺的衰退，岁月的变迁给他造成了损失。
在毕加索去世的时候，他早已把自己交付于过去。他在16岁的时候，便开始了艺术生涯。他的立体派时期的创作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差不多没有了，那时他36岁。评论界一致认为，毕加索没有像米开朗琪罗和马蒂斯那样伟大的后期繁荣。
但是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一个题为“毕加索：最后几十年”的大型展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悉尼美术馆举行，这次展览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是对评论界观点的一种挑战，同时也展示了毕加索一些非凡的作品，其中包括那幅可怕、吓人的最后的自画像。
在他的妻子吉洛特和孩子们离去之后，毕加索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那个时期他是孤独的，他周围的人都认为他的鼎盛时期――如果不是说他的作品――早已过去了。然而，当他第一次雇用了一位20芳龄、名叫西尔威特・戴维的美女作为绘画模特后，他开始进入了一个旺盛的创作期。20世纪50年代后期杰奎琳・罗克的出现还让人们看到了毕加索在那个时期发挥灵感创作的一些杰出的裸体画作品。
这个“毕加索：最后几十年”的美术展把许多作品按主题排列布置，其中最吸引人的是他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关于性爱的生动的蚀刻版画。这些作品反映了女性的形体，对此不乏观赏者和窥淫癖者，其中很多作品画的就是画家本身。这就是艺术家的外在表现。像他早些时期所绘的戴维和罗克的肖像画中那样，思考艺术家和模特的关系和思考他个人的性爱经历一样多。
毕加索创作于同一时期的系列生动的油画都收集在《诙谐》的题目之下，这些作品既幽默又尖锐。毛瑟枪手、斗牛士和女性的形象是肢体和鲜明色块的奇怪组合。在他对色彩和图案的探索中（以1956年创作的“鸽子”一画以及同期他在卡里弗尼画室里的一些作品最具代表性），人们可以看到他对马蒂斯的喜爱。
当然在展览上也可以看到毕加索对旧时风格的妥协现象，这些之所以还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它们是属于毕加索的。评论界长期以来认为毕加索在晚年创作贫乏的观点可以在这里找到证据。不过其中也颇有几幅佳作：如1963年创作的具有肉感的油毡浮雕版画《拥抱》，用寥寥几笔书法似的线条刻画了一张女性的脸；1956年创作的《卡里弗尼的画室》，画面中间是一块引人注目的空白帆布；1957年重新绘制的委拉斯凯兹的《宫女》，形态奇特、千变万化；5年后的一件作品生动体现了他对莫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的推崇。当然，毕加索最后的作品证实了这个观点：这位老人最终确实失去了灵感。但在年近90高龄时，他仍然坚持每天工作，逼视着他知道终会来临的死亡。于是便有了最后一幅令人敬畏并深深打动人的自画像。（译自美国《美术家杂志》月刊200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