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爱国论
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的爱国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因救亡图存的刺激，以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戊戌维新运动为载体，以西方社会进化论为中介，最终实现了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要角和敏锐的思想家，成为实现三者融通和最早揭橥现代意
汤因比晚年对中国文明的反思
英国学者汤因比早年曾得出中国文明已经僵化并走向死亡的结论。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使汤因比深受震撼，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也重新定位，认为“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的结合是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其晚年更把发扬东亚文化乃至中国文明提高到对整个人类未来困境解决的高度，认为中国文明独特的性质正可以弥补西方文明的两难症结。中国的文明社会是伴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诞生的，这个统一国家在历史上不曾解体，而是沿着文明阶梯前进的。中国建立统一的国家模式中有两个方面的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作为中国传统的儒家面对佛教的冲击表现出宽容的气度，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思想多元统一的文化；二是中国的统一国家深谙如何维持它并使其正常运转的官僚层，以及可以不断与补充这一阶层的广泛的生长中的阶层相结合，从而维持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政治体制。中国社会稳定持续的关键是道德政治。汤因比总结人类文化遗产得出儒学学说存在人道主义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对于消除人类战争、重建人类与生物圈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汤因比晚年对中国文明价值与意义的反思体现了有责任感的思想家对西方发展危机的深思和忧虑，对于医治现代西方文明症结富有启发意义。（《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黄皖毅、邵鹏文）
从卡夫卡到辛格：中国先锋派的转向
先锋作家由“先锋”写作向平实“叙事”的转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先锋作家“由外国文学抚养成人”，他们的转向同样离不开外国文学的背景。因此，这个转向并非纯粹的“回归平淡”，也谈不上“完成历史定格”，更没有“从西方外来影响下走出来”，回到本土文化传统的轨道。先锋作家的新作，并没有偏离从外国文学汲取营养的生命线。在“转向”的背后，更多的是从以前较多地摹仿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派技巧，转向了以辛格为代表的创作方向。具体而言，作为中国先锋派不同发展阶段的领军人物，马原从“先锋的先锋”变成认同辛格反对现代派的批评家；苏童一度尝试摹仿现代派，但终因回到与辛格相同的平实叙事的轨道而显赫；余华由摹仿卡夫卡一鸣惊人，却因背靠辛格而走向成熟。三位作家分别代表了中国先锋派作家从卡夫卡到辛格转向的三种类型。（《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4期王毅、傅晓微文）
普通话与方言能否和平共处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方言与普通话之争的新闻不少。持保护方言立场的人常用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文化多样性宣言》作为立论的依据，因为这个宣言确实写着“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而反对保护方言的人认为，因为我国是一个多语种、多方言的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方言区的人们言语交际困难，需要推广和普及民族共同语。其实，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会说方言的基础上，还要会说民族共同语。推广普通话总的要求是在正式的场合和公共交际的场合讲普通话，但并不是排除在非正式场合讲方言。另外，我们对方言也要有正确的认识。虽然方言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之言，但它并不是低级的、落后的语言。语言没有优劣之分。（《社会科学报》2005年8月11日邵全臻文）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有三大传统：一是工具主义传统，二是审美主义传统，三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诗文评传统。这三大文论传统均与古代文人士大夫某一方面的精神追求息息相关。但是到了现代，中国古代文人逐渐为现代知识分子所取代，他们的精神追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相应，上述三大文论传统也各有其不同的命运。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传统诗文评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李春青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