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版
在国外鲁迅研究中，日、美、法、德等国家的成就向来引人注目，韩国的研究成果引起我们注意的时间却
最近，韩国鲁迅研究的成果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收录近20篇论文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中得到集中展示。
早期韩国的鲁迅研究，多集中笔墨于鲁迅同韩国（朝鲜）知识分子的实际交往。交往的事实虽不多，但其中所透露的信息和说明的问题意义十分丰富。《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朴宰雨）、《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金良守）、《流亡在中国的韩国知识分子和鲁迅》（金时俊）、《七、八十年代韩国的变革运动与鲁迅》（朴宰雨）、《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金河林）等，组成了一部鲁迅在朝鲜的接受史。朝鲜记者对鲁迅的采访，朝鲜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见到鲁迅时的激动心情，听到鲁迅逝世噩耗时的悲哀情绪，生动地存活在这些文字中。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以前我们对鲁迅的研究成果，证明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长久价值。鲁迅一生坚持的人本主义思想，他的反对奴役和侵略，反对专制政治的思想，他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关心和同情，在同中国有着相似文化基础和相似命运的朝鲜被人们接受，自有其必然性。鲁迅既批评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也反省本国历史上的民族压迫。他认为，作为中国人，反对日本吞并朝鲜固然是正义的态度，但口口声声追怀过去“朝鲜本我藩属”，既暴露了可笑的阿Q主义样相，更堕入帝国主义思想的泥坑。
鲁迅在韩国产生影响的线路大致可以作这样的描述：鲁迅接受了东欧文学的影响，创作了揭露中国黑暗现状、提倡反抗精神奴役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韩国作家中引起了共鸣，因此有了韩国对鲁迅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鲁迅伟大思想的普遍性来自他对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的深刻同情。日本殖民统治者对鲁迅著作的禁止和朝鲜战争爆发后反共政策的实施，虽然对鲁迅著作在韩国的传播和研究起到了阻碍作用，但从反面也证明鲁迅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被接受的土壤相当丰厚。
说到交往，不能不提到鲁迅作品的第一个外文译本是韩译《狂人日记》。此类接受材料在韩国研究者的笔下被清晰而且自豪地申述出来了。在史实的考证方面，韩国学者的努力和细心颇更正了以往鲁迅文本注释方面的错误。例如《东亚日报》，本是朝鲜人编辑发行的报纸，现行《鲁迅全集》的注释却将其误为中国人所办。（第64页）
关于鲁迅在韩国的影响，最值得注目的是：在两国处于隔绝状态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的自由民主运动领袖却从鲁迅的精神遗产中吸取营养，进行呐喊和抗争。《七、八十年代韩国的变革运动与鲁迅》（朴宰雨）一文详细介绍了韩国民主斗士怎样从鲁迅那里找到思想资源的情况。在韩国民主运动史上有很高地位的李泳禧在《吾师鲁迅》一文中就说：“在过去近四十年的岁月里，我以抵制韩国现实社会的态度写了相当分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思想上与鲁迅相通，当然也在文笔上与鲁迅相通。因此，如果说我对这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产生了某种影响的话，那只不过是间接地传达了鲁迅的精神和文章而已。”（第110页）他还说：“我的评论文章，其原型可以说是来自鲁迅的评论文”。（第111页）他学习《来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文的笔法写的杂文在韩国知识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就是具体的例证。（第111－112页）
韩国学者从这些影响的事实出发，用开阔的视野，新颖的研究方法，探讨更深层的问题，是这本论文集中不少论文的特点。学者们对鲁迅的评价很高，如《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金良守）一文指出，鲁迅是“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他的影响力至今还没有其他哪个亚洲作家可以相比。这论断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所说：“鲁迅是亚洲最伟大的作家”一样，都让我们欣喜振奋，更催促研究者们努力进行实证的研究。而这研究的第一步就需把鲁迅在东亚文化中的版图画得清晰一些。论文集为我们提供了这个版图的重要一部分。
鲁迅是在韩国出现了“去汉化”运动后对韩国发生影响的。在进行影响研究时，必须注意韩国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从论文集中可以看出，韩国学者这种自觉性是充分的。韩国学者能够平心而论鲁迅，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材料，既没有自高自大地排斥异国文化的狂气，也没有重犯中国学者曾犯的错误，过分夸大鲁迅。这是成熟的学术品格。鲁迅是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家，鲁迅学需要各国学者特别是东亚各国学者共同建立，韩国学者虽然相对后起，但自具优势。这本论文集说明，他们不但研究水平相当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术心态是稳健的。
鲁迅研究，首先要求研究者对鲁迅的作品的意义有准确独到的理解。最能显示研究者水平的当然是对作品文本、作家文艺思想的研究。
论文集中多篇文章比较鲁迅与韩国作家在创作题材、技巧和思想等方面的异同，显示出韩国学者以本国文学为基础，同世界文学进行对话的心愿和努力。
论文集中多篇文章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东亚问题。“东亚”一词不免勾起痛苦回忆，但却不能回避――中、韩、日三国，作为近邻，如何从以往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友好相处，共同发展，实在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鲁迅？很多学者在阅读鲁迅和下笔写论文时都会自问。鲁迅研究不是象牙塔中的“玩艺儿”，而是要对现实产生作用。鲁迅研究曾经是中国最热门的学问之一，其对象是亚洲最好的作家之一。鲁迅的文化遗产能不能成为我们继续发展的资源，能不能以鲁迅为资源，加深中韩或者说东亚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有研究者以韩国诗人一首诗中的陀螺意象来形容鲁迅在亚洲的地位：转动的陀螺是东洋整体性的象征，而占据同心圆中心位置的，古代是孔圣人，现代则是鲁迅。但鲁迅在今日东亚的文化建设中究竟能有什么作用――在殖民主义已经过去、东亚遇到新挑战的今天？
在全球化和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下，鲁迅的“立人”和建立“人国”的思想，追求主体意识，无疑仍然有价值。韩国也有像白乐晴这样的知识分子，和鲁迅一样思考着如何建设新的健康的民族文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韩国的民主斗士任轩永说得好：“对于落后的民族、弱小的民族来说，失去民族主体性的‘全球化’是否可行？这种东西鲁迅是不会予以赞同的。我相信，二十一世纪的东亚将重新需要鲁迅。”（第116页）
鲁迅文化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优秀遗产。在文化的互相影响和交融成为必然趋势的今天，中韩文化交流呼唤深入。这需要中韩两国学者共同努力。
韩国学者对鲁迅文本继续进行翻译和解读，并结合韩国的社会现实，将会拓展鲁迅研究的新空间。而中国学者需要了解韩国文学，熟悉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史，从接受学的角度进行学术史的总结。中国对朝鲜和韩国的研究，至少就鲁迅研究而言，目前还不能说充分，还不能说达到畅通的双向交流程度。从论文集看，韩国学者的研究已经涉及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对鲁迅的作品具有较为深切的会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研究已经或可能成为中韩文化深层交流的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