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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巴金送进了文艺界?

2005-10-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怀念振铎》,是巴金老人最后写的一篇充满深情的文章。虽然是一篇未完稿,但在两年前郑振铎诞辰105周年之际,由其家人首发于《文汇读书周报》,引起读者强烈的感动。巴金与郑振铎的深厚友谊成为文坛最生动的佳话。

巴老文中写道:“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说:‘你记不记得介绍你进文

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对这位朋友的“责问”,巴老写道:“他说得对”。巴老记得他最初给郑公主编的《文学旬刊》投寄小诗、散文并获发表的往事。他还写道,因为后来大哥发病等原因,没有继续投稿,已发表的那些作品他也忘记了。他说:“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

在怀念郑振铎的专文中,忽然写了这么一大段怀念叶圣陶的文字,我感到有点疑惑的是:巴老既承认振铎先生是最早“介绍”他进文艺界的人,为什么又强调是圣陶先生把他“送进”了文艺界呢?也许他认为郑先生发表的他的那些早期作品不算正式的文学创作,《灭亡》则是他第一次署名“巴金”的小说,而且是他的成名作的缘故吧?

巴老在很多文章中反复说明过《灭亡》的发表对于他走上文学之路的极重要的意义。在晚年写的很多文章中又反复强调叶老对他一生的重大帮助。如著名的《我的责任编辑》一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和丁玲同志一样,我的第一本小说(按,指《灭亡》)也是由叶圣陶老人介绍给读者的。”巴老本人这样说了,当然也就成了无可置疑的“定论”和文学史“常识”了。我看到过十几本关于巴金及叶圣陶的评论、传记、年谱、资料的专书,以及无数的论文,都是这样津津乐道地写的。

《灭亡》最早是在1929年1月至4月的《小说月报》上连载4期发表的。在1928年底,该刊曾有一段关于《灭亡》的内容预告;在1929年4月刊载完毕后,该期《最后一页》中又有一段关于《灭亡》的评说;1929年底,该刊《最后一页》再一次提到了它。所有这三段话,现在统统被认为是叶圣陶写的。例如《巴金研究资料》一书中,就将这三段话加上《关于〈灭亡〉》的题目,并署上了叶老的名字。研究者这样的认定,当也与叶老晚年的回忆有关。叶老在1982年写的《重印〈小说月报〉序》中说,《小说月报》主编郑先生1927年5月出国,“回到上海是1929年2月间;等他把劳顿休息过来了,把杂事安顿停当了,我把《小说月报》交还给他,已经是5月间了”。既然叶老代郑公主编该刊要到1929年5月,那么该刊上发表的前两段有关《灭亡》的文字当然就是代理主编叶老写的了;但是,1929年12月郑先生早已恢复主编了,那第三段文字为什么还要说是叶老写的呢?难道那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说出任何理由的事吗?只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集》相对谨慎一点,只收了前两段,而未收第三段话;但是,前两段话就能因为叶老晚年的回忆而确认其作者吗?我一直对此表示怀疑。

回忆,应该由确凿的史料来检验。我以前曾指出,至迟郑先生在1928年10月就已经回国了,例如他的小说集《家庭的故事》的自序,就写明作于1928年10月24日上海。而开始发表《灭亡》的1929年1月号《小说月报》,带着极明显的郑振铎主编的特色,仅从该期目录上看,郑先生署名的作品就有12篇之多,无法想象这是他还在国外而由别人代编的。而且,该期打头的何炳松的文章之前,就有署名郑振铎的整整一页的按语。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研究者都对此视若无睹,还硬要认定是由别人主编的呢?既然这一期可以肯定是郑先生主编的,那为什么前一期刊登的预告中的那段话(即上述三段话中的第一段)就不可能是郑先生写的呢?其实,该刊上的这些话,早在30年代就有读者认定是郑先生写的。如1931年10月《现代文学研究》杂志上知诸写的《谈〈灭亡〉》一文,就这样写过。只是这样的资料,现在许多巴金研究者也是视若无睹的。

关于发表《灭亡》的责任编辑,巴老是听来的;他谈到过好几次,不过每次并不完全相同。例如,1935年10月他的《写作生活底回顾》中说:“直到1929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个朋友(按,即索非)处看见《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底小说(按,即《灭亡》)被采用了。那朋友违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给《小说月报》底编者,使它有机会和一般读者见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这时巴金没有写出“编者”是谁,这里感谢的“他”如果是指编者,那么就只是一个人(单数)。

1958年3月20日巴老写的《谈〈灭亡〉》中则说:“直到这年(按,指1928年)年底我回到上海,那个朋友才告诉我他把我的小说介绍给《小说月报》的编者叶圣陶、郑振铎两位前辈,他们决定在《月报》上发表它。”这里明明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并且用了“他们”(复数)。然而,那么多巴金研究者对于郑振铎这个名字却又都是视若无睹的。

到晚年,80年代后,不知为何,巴老就只提叶圣陶一个人的名字了。如1980年4月4日他在日本讲演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中,就说:“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

那么,现在很关键的问题看来是得搞清楚叶圣陶到底“代理主编”到什么时候?是否如老人晚年回忆中较含胡地说的1929年5月间?由于当年郑先生因政治避难出国,回来时十分“低调”,所以人们一直连他几月几日回到上海也不知道。现在,这个疑难问题终于有了惊喜的发现!我的一位研究者朋友,从郑、叶二公共同的挚友王伯祥先生所遗珍贵日记中,找到了两条非常关键、非常过硬的史料:

1928年6月8日下午2时,郑振铎回到上海。(4时许,叶、王等人就与郑在冠生园茶楼激动地会晤。)

1928年9月3日,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伯祥先生记道:“振铎今日复任《小说月报》编辑,圣陶仍回国文部。”

至此,我认为事实已经完全清楚了!

有关资料说明,巴金的《灭亡》原稿是在1928年8月从法国巴黎寄出的。当时一份邮件到上海要一个多月。加上索非收到后还要看一遍。因此稿件到《小说月报》编辑部时,郑先生已经恢复主编工作,叶先生已经不代理主编而回国文部工作了。因此,即使索非的确是把稿子交给叶老,叶老也只能是转手而已,最后,“决定”发表它并当它的“责任编辑”的,只能是郑振铎先生,“不是别人!”叶老与郑公亲如手足,互相极为尊重,叶老不会在离开刊物编辑部后再“越俎代庖”,再去“决定”来稿的处理结果,或再代写那些预告和编者后记的。(如果确实是有人代主编写的话,那也只能是郑先生的助手徐调孚先生了。)

我认为,一个作家对发现和发表自己的处女作,特别是成名作的编辑,怀有一种极深的感激之情,是正常的。这样的“伯乐”式的编辑,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所起的关键作用,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我又认为一个优秀编辑的杰出之处,也不仅仅只是在发现和发表作品这一点上。巴金就曾多次提到过郑振铎对他的几次退稿。比如,巴金发表了《灭亡》而“成名”以后,他又于1930年春寄去第二部小说《死去的太阳》,但这次郑振铎却没有发表。巴金后来在《谈〈灭亡〉》中写到编者“说是写得不好”。巴金诚恳地认为:“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非常清楚,巴金认为这种退稿和批评意见,同样也是对他的一种真挚的帮助。1933年底,巴金还应邀搬到郑振铎在燕京大学的家里,食宿了三个星期,专心地完成了小说《电》的创作。(此事在巴老那篇未完稿《怀念振铎》中还未及写到。据我所知,享受过郑先生这样“规格”的待遇的作家,至少还有一位老舍,他的《小坡的生日》也是住在郑家写的。)

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是谁把巴金送进了文艺界,那么,我认为当然首先就是郑振铎!如果要问巴金一生中最重要的责任编辑是谁,那么我认为也当然首先就是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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