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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研究的意义

2005-11-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樊春良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40.00元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与政策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反映着相互关联的

两种趋向,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国家的支持,国家的科技投入和政策引导成为影响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重要的国家资源,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成为决定国家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然而,制定适宜的科技政策远非易事,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政治运行的现实逻辑之间的冲突,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竞争格局对政策调整的要求,使得在科技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既需要探求科技发展及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又需要摸索这种规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实现的方式,以及与社会需求结合的途径。因此,科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是日益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日益重要的理论问题。

没有实践的科技政策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科技政策则是盲目的。关于科技政策的研究,一个重要的目的正是要克服科技政策实践中的盲目性,不但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社会环境,提供更适宜的社会条件,而且更有效地使科技进步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

近代科学革命之后,特别是19世纪科学职业化之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问题就开始进入了政策的视野。但直到20世纪,科技政策研究才全面兴起并开始体制化。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走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愈益突出,国际竞争的格局愈益复杂,科技政策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愈益凸现,面临新的形势和使命,科技政策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各国在纷纷调整科技政策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关于科技政策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但涉及到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特点和趋势的新认识,涉及到对科学技术新的社会功能,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的理解,而且包含着对以往科技政策赖以立足的诸多传统观念的反思和批判。

比较而言,我国的科技政策研究起步较晚,基础比较薄弱,但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科学技术的后发国家,既具有在追赶过程中可以利用的后发优势,又必须面对更强劲的科技竞争压力和后发国家的特殊问题;另一方面,作为转型国家,同时也是探索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的渐进转型道路的国家,不但要与其他国家一起适应当代社会向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社会转型的要求,而且要适应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要建立既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又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科技政策体系,必须改变我国科技政策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这无疑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系统地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科技政策的变化趋向、发展规律,并以此把握当代科技政策演变的趋势。樊春良研究员新近出版的著作《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

《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发达国家和成功新型工业化国家科技政策发展为分析对象,以详细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重要的科技战略、政策思想、政策措施、重大的研发计划为主要目标。在我看来,这本新著的特点和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从一个比较广阔的框架和思路出发,展现当代科技政策的丰富内涵。这个框架不但为同时包容“为科学技术的政策”和“利用科学技术的政策”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间,而且将科技政策的视野从国家层面延伸到区域和国际层面。这既表现了当代科技政策的特点,也使得作者能够在这个框架中探讨一些新的科技政策议题,比如科技政策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交互作用。这有助于改变人们将科技政策狭义地理解为“为科学技术的政策”的传统观念。

其二,力图准确、系统地介绍与国际科技政策有关的重要思想、行动措施和重要事件,并力求从历史的角度和国际化的视野考察其变革的动因。在科技政策的研究中,通过国际比较寻求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发现科技政策的共同趋向,这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方法。但简单和片面的比较也往往会导致貌似合理实则错误的结论。在《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中,作者主要依据有关的官方正式文件,同时参照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报告和论文,注重结合各国的特定情境,对其科技政策进行系统的考察,对于国际上重要政策思想和行动措施的评述以及相关的数据,尽量找到原文和出处,这有助于克服表面转述,甚至以讹传讹的弊病,同时也有助于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了解相关问题提供较准确的线索。

其三,注重对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的分析。我国科技政策研究的薄弱,首先表现在对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梳理,这往往妨碍了对科技发展及其与社会关系深层次规律的认识,导致科技政策研究由于缺乏扎实的理论根基而易于停留于就事论事的经验层面。尽管这本著作不是以与科技政策相关的基础理论问题的系统研究为主要对象,但仍然注重对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的探讨,比如对当代科技政策的总体特征的概括,以及对基础研究和国家目标关系的分析等。这些探讨对进一步深化科技政策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

对本书的一些结论,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看法。比如,本书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科技政策概括为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进而认为这种“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1)以创新和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为核心;(2)面向全球化。这种概括是否准确、全面,以及由此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政策体系的分类方法是否合适,仍然是值得探讨的。但能够引起进一步的探讨,并为这种探讨提供一个较好的基础,或许是该书更有意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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