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上旬，巴金离开东京到横滨，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回国。巴金抵沪后，立即参加了由吴朗西、伍禅、丽尼、柳静等人创办于1935年5月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草创时期的文生社得到鲁迅的关怀和支持。巴金为该社主编了《文化生活丛刊》。9月15日晚，由巴金、黄源、吴朗西做东，在南京饭店宴请鲁迅、茅盾、黎烈文，同席的还有傅东华、胡风、许广平、海婴。商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把原来由生活书店出版的《译文丛书》接过来。席间巴金还与鲁迅、茅盾磋商《文学丛刊》编辑计划。
9月间，巴金还“团结曹禺、何其芳、萧乾、丽尼等一起重新创立《文学月刊》社”。 杨之华《文坛史料》，上海中华日报社1944年出版
由于1933年就开始给《国闻周报》和《大公报・文艺》写稿，还没毕业，萧乾的位子就定下来了。1935年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杨振声老师约萧乾去来今雨轩吃茶，在座的有沈从文先生和天津《大公报》的胡霖总经理。当场就说定：6月15日举行毕业典礼，7月1日他就去天津，为大公报馆编副刊。
1936年2月，萧乾调到上海，筹备沪版《大公报》。他回顾道：“同巴金过从最密切，还要算1936―1937那两年，我们几乎天天在一道。当时我在《大公报》编《文艺》，同杨朔一道住在环龙路 今南昌路 ，隔几个门就是黄源。巴金那时也住在霞飞路 今南昌路 的一个弄堂里，正在写着他的三部曲。他主要在夜晚写，所以总睡得很迟。有时我推门进去，他还没有起床。那是很热闹的两年：孟十还编着《作家》；靳以先后编着《文季》和《文丛》；黎烈文编的是《中流》；《译文》则由黄源在编。我们时常在大东茶室聚会，因为那里既可以畅谈，又能解决吃喝。有时芦焚、索非、马宗融和罗淑也来参加。我们谈论各人刊物的问题，还交换着稿件。鲁迅先生直接 如对《译文》 或间接地给这些刊物以支持。当时在处理许多问题上，我们几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例如我们的刊物都敞开大门，但又绝不让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进腿来。那时上海小报上，真是文坛花絮满天飞，但我们从不在自己的刊物上搞不利于团结的小动作，包括不对某些谰言加以反击。对于两个口号，我们都认为是进步方面内部的分歧，没参加过论战。当时我在编着天津和上海两地《大公报》的《文艺》版和《国闻周报》的文艺栏，我不记得曾发过一篇这方面论争的文章，虽然我们都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下面签的名。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在外，回来看到郑振铎提倡‘手头字’运动的宣言也签上了我的名字。料必是我不在时，朋友们认为不能把我漏掉，就替我签上的，我也因而深深感激。”
5月3日，巴金应邀前往东兴楼饭店，出席上海杂志公司为《译文》复刊举办的宴会。与会者有鲁迅、萧红、萧军等三十来人。就在这次的会上，经巴金介绍，萧乾结识了从少年时代起就仰慕的鲁迅先生。
萧乾秉性疏懒，要不是1938年3月挚友巴金从上海孤岛往昆明去信，告之已把其《梦之谷》列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第五辑和“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力促他把这惟一的长篇完成，否则真可能半途而废。萧乾咬咬牙，同年5月交稿。
巴金从来没有为谈情说爱耽误过工作。他生怕组织小家庭会影响出版事业和个人的创作。那些年，新文学蓬勃发展，不啻是黄金时代，他有做不完的事。
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妄图及早占领，然后直捣南京。淞沪战争爆发了。巴金约胡风和萧乾为《呐喊》撰稿，预先声明不付稿费。二人欣然应诺。几天后，胡风写了《做正经事的机会》、萧乾写了《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 》，巴金收到后，编入他与茅盾等人自筹资金创办的《呐喊》周刊创刊号。该刊出版两期后，改名《烽火》。9月3日，巴金在《烽火》周刊创刊号上发表杂文《所谓日本空军的威力》，严厉谴责日本飞机对准候车离沪的难民一连投掷八枚巨型炸弹，造成死伤六七百人的骇人听闻的罪行，郑重指出：无辜的死难者们的“血会染在日本历史上，写成日本史的最可耻的一页。……这不是战争。这是谋杀 日本空军展露给世界人士看的，并不是它的威力，而是一种虐他性的疯狂 以残杀妇女小孩为乐，已经成了日本空军的另一惯技……日本军人……是一群没有理性的渴血的生物 所谓日本空军的威力，除了‘道德的堕落’外，还能有什么呢？”
8月里，巴金送萧乾夫妇赴内地，临别时说：“你们走吧 到内地一定有很多事可做。我得守在这里，守着出版社，尽我的职责。”二人辗转抵昆明后，王树藏进了西南联大历史系，萧乾于1938年只身赴香港编港版《大公报》文艺副刊。小两口子再也没料到这一分手他们的婚姻竟然触礁。
1938年3月，巴金与靳以一道离沪，经香港赴广州，筹办《烽火》旬刊。4月，他的长篇小说《春》由开明书店出版。5月，偕靳以前往汉口，不久就离开武汉到桂林去了。接着又去广州。
6月23日夜里，从广州赴沪，校改《爱情的三部曲》。随后赴港。正只身在香港编《大公报・文艺》的萧乾告诉巴金，他新近和一个姓卢的四川姑娘热恋上了，不能自拔，打算跟王树藏离婚。巴金怎么规劝也是徒劳。巴金在晚年这样回顾了当时的情况。“萧珊在昆明，从宿舍搬出来就和她的好友、她的同学一起生活。那个姓王的女同学是我一位老友的妻子，相貌生得端正，年纪比萧珊大一点，诚实，朴素，大方，讲话不多，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选的，但不知怎样，我的朋友又爱上了别人……我批评他，同他争论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换一个的办法，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感情，等等等等。我谈得多，我想说服他，没有用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他无权无势，既然没有理由跟妻子离婚，新的恋爱也就吹了。”
这场“婚外恋”弄得萧乾焦头烂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漂洋过海到英国去了，听任时间去解决矛盾。
1939年9月，中秋节这一天，由于天津发大水，李尧林突然来到上海孤岛。从此，哥儿俩在沪共同生活了九个月，好像回到了十五年前在南京的日子。他们住在霞飞坊索非的家里。巴金住三楼，尧林住在三楼亭子间。巴金正在写《秋》，每写完一章就让尧林先看，并且让他提意见。巴金拿给三哥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悬崖》的英、法译本，尧林就动手转译起来。
当年冬天，巴金从报上剪辑萧乾零星发表的散文、通讯，替他编成散文集《见闻》，交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由于朋友们来信，催巴金去内地，他就把《秋》赶出来，1940年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7月上旬，巴金搭乘英国怡和公司开往越南海防的“怡生轮”离沪。同月辗转抵昆明，见到萧珊等人，百感交集。他在上海孤岛忍气吞声地生活了一年半，终于踏上了祖国大后方的土地。
（本文摘自《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文洁若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