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葡萄牙耶稣会士、杰出的地理学家巴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A）1584年绘制的西方世界第一幅单张的、并以中国命名的中国分省地图，最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
在这幅地图上，巴布达概括了自16世
16世纪葡萄牙人的向东扩张
欧洲人最初是通过丝绸之路知道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14世纪，根据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的叙述，西文的世界地图上，开始标注出一二中国地名诸如海南岛、北京。
葡萄牙是欧洲古国之一，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东部和北部为崇山峻岭所覆盖，西南濒临大西洋。浩瀚的海洋开拓了葡萄牙人的海外扩张的思路。航海技术的发展又使得海外扩张的雄心得以实现。
葡萄牙长期受罗马人、日耳曼人和摩尔人统治。1143年成为独立王国后，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15和16世纪开始向海外扩张。先后在非洲、亚洲、美洲建立大量殖民地，成为海上强国。葡萄牙早期的航海探险是与亨利亲王（D.Henrique,1394 1460）的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因此，尽管他从未参加过远航探险，但是他却被称为“航海王子”。葡萄牙国旗上的绿色即是表示对亨利亲王的敬意。葡萄牙的国徽也向世人昭示着早期的航海事业的兴旺发达：它以金色的浑天仪这一古老的航海仪器为基础主体图案，标志着葡萄牙早期的航海成就。
公元二世纪起，葡萄牙人就接受了早期的基督教。在十字军东征中葡萄牙教徒对教皇的忠诚赢得了罗马教廷的重视。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曾在1454年下令指派葡萄牙向非基督教民族传播教义，15世纪末，教皇亚历山大又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扩张划分了势力范围：西班牙向西，葡萄牙向东。于是，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开始了它向东方扩张的历程。
16世纪葡萄牙人对中国的向往
葡萄牙对中国的兴趣相当程度上为马可・波罗的游记所激发。1502年，葡文的《马可・波罗游记》在里斯本出版，书的前言中说：“想往东方的全部愿望，都是来自想要前去中国。航向遥远的印度洋，拨旺了对那片叫做中国（Syne Serica）的未知世界的向往，那就是要寻访契丹（Catayo）。”（契丹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本文作者注）
葡萄牙人与中国人的最初接触可能是在马六甲（满剌加），当时两国商人都在那里经商。
1508年，葡萄牙人塞戈拉（Diogo Lopesde Sequeira）自里斯本率六艘船只远航满剌加。葡萄牙国王特颁指令，要求他汇报在满剌加的中国人的情况：“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
从葡王提出这些问题到1584年巴布达绘制出第一幅中国地图，在其间的约80多年的时间里，诸如葡萄牙使臣皮雷斯（Tom Pires）、历史学家巴洛斯（de Barros）、商人伽・佩雷拉（P.Galiote）、传教士克鲁兹（de Cruz）以及西班牙人拉达等都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回答了国王的问题。而巴布达则是第一次用地图方式，总结了他们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欧洲国家对中国地理的认识水平。
第一张单幅西文中国分省地图
巴布达的这幅中国地图的方位为上西、下东、左南、右北。
在这幅地图中，巴布达标出了明朝当时15个省份中的大部分省份的位置及名称，这些省份有：广西（QVAN CII）、广东（CANTAM）、福建（FOQVIEM）、浙江（CHEQVIAM）、南京（NANQVII）、山东（XANTON）、京师（QVINCII）、贵州（QVICHEV）、陕西（XIAMXII）、山西（SANCII）、云南（IVNNA）、河南（HONAO）、江西（FVQVAM抚州）。其中，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相对位置大致正确，一些港口城市和海岛也标注得较为清楚，如：澳门（但误为珠江口东岸）、厦门、宁波、海南岛、台湾岛等。究其原因，葡萄牙人从海上登陆，最初与中国的接触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对沿海省份的情况比较了解。其他的内陆城市有的张冠李戴，位置互换，如贵州和云南；有的重复标注，如广西，有的标错位置，如江西。四川和湖广则没有标出。总体来说较为粗略。
第一次在西文中国地图上标出了长城的位置
巴布达这幅地图的另一贡献是，第一次在西文的中国地图上标上了长城这一世界奇迹。在图上可见长城顺着山脉的走势绵延伸展，并将间断的山脉连接起来形成一道自然和人工浑然而成的屏障。沿着长城的伸展，图上还有一行简略的说明文字：Murus quadringentarum leacarum, inter montium crepidines, arege Chine contra Tartarorum ab hacparte eruptiones, extructus (;a wall of 400 leagues, between the banks of the hills, built by the King of China against the breaking in of the Tartars on this side)意即：在群山之间绵延四百里格（一里格等于三英里，本文作者注），为中国君王所建以抵御外部入侵的长城。
在图上长城以北，巴布达标出了许多地名，还画出了蒙古帐篷及一大片沙漠地。中国以西有缅甸（Bramas）、阿富汗（Pantanes）、俄罗斯（Gouros）。北部和西部画有旱船。
在西文中国图上较为完整地描绘了中国海岸线和复杂水系
巴布达对中国海岸线尤其是宁波以南海岸线的描绘基本上是准确的。他在地图上形象地总结了16世纪以来西方人的观察和发现。1575年出使中国的西班牙圣奥古斯丁会（O.E.S.A）修士马丁・德・拉达的报告《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写道：“这个国家的海岸线差不多长达800里格。从纬度20度开始，它向东北而偏东的方向伸延至25度，那里有福州城，再向东北而达29度，海岸线从那里向北转，有时是东 北 北，直到大约纬度45度，那里海岸线再向东转，形成一个类似威尼斯亚得里海湾的海湾，从山东省开始向西北伸延100里格。从这个海湾的末端直到皇帝驻地顺天的大明国首都即都城，沿河而上不超过三天旅程，但这条河不能行驶大船。依我看，顺天在纬度50度。”“从宁波所在的纬度29度起，所有的海岸都是齐整的，有很好的港口。总之我们看到的福建海岸有许多良港和深而平整的停泊处。”巴布达所绘地图与拉达的叙述是基本一致的。
巴布达以前的西洋中国图在描绘中国的水系时，往往只是简单地勾画出几条河流，而且它们的源头都指向一个内陆湖。而巴布达在地图上对中国水系的复杂性已经有所体现，标出了纷繁众多的河流。虽然他仍没有分清长江和黄河，但他清晰地表明了这些众多河流并不是起源于同一条河流。这就较之以前的地图大大进了一步。
巴布达的这幅方位为上西、下东、左南、右北的地图与实际的地理状况还是有不小距离的。首先，中国的形状介乎长方形和平行四边形之间，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第二，除了未能分辨长江和黄河外，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也未能揭示；北方的海岸几乎成了一条直线；另外，上文也提及了，在省份名称和地理位置上也有错漏之处。但是，作为16世纪西方人绘制的第一张中国分省地图来看，它在葡萄牙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