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作家来说，萧红是幸运的。当年，舒群、萧军、罗烽、金剑啸、白朗、金人、塞克等活跃在哈尔滨文坛的左翼文艺青年，把她带上文坛；一部艺术上并非精雕细刻的《生死场》，在鲁迅的扶持下出版发行，给文坛带来不小的新奇与惊动，由此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上的地位；如歌行板的《呼兰河传》更是使她的创作业绩达到
然而，萧红短暂的一生，真可谓命运多舛。因出生在端午节，乡俗以为不吉利，连生日都要改日过。8岁时母亲病逝，后来在求学、生活中，饱经风霜，颠沛流离。曾经有过两次生育，第一个婴儿送人，第二个夭折。正当文学创作达到辉煌顶峰之时，却在日本侵略者点燃的太平洋战火中凄苦地逝去，年仅31岁。对这位英年早逝的才女，人们的言说中有共鸣、理解、钦敬与爱戴，也有隔膜、误解、讹传、甚至伤害。在已出传记中，有的偏听偏信，有的投射进作者的揣度与玄想，有的出现了“萧红怀着端木的孩子到重庆”之类的史实舛误。正是有感于萧红坎坷的情感经历和她的作品被重重讹传和误解所遮盖，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经过二十余年搜集考证，写出《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18万字，140幅插图），澄清了流传多年的舛误，将萧红的童年、三次婚恋、创作经历、生活、交往和病故香港的真相，从误传中一一剥离出来，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萧红。
曹革成发表过多部散文、小说、传记，当不乏生花妙笔，但历史专业养成的良好史学素质与萧红传记书写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他在撰写《我的婶婶萧红》时，格外谨慎，尽力追根溯源地寻绎历史线索，呈现人物与生活的原生态。
萧红的未婚夫汪恩甲，以往大多给予丑角化。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萧红17周岁时，家里给她订了婚。未婚夫相貌堂堂，师范学校毕业，订婚后，辞去小学教职，到哈尔滨进大学预科班深造。这样一位青年男子，自然容易博得少女的好感。萧红与未婚夫来往密切，还给他织过毛衣。萧红初中毕业后，与表哥陆振舜搭伴到北京去读高中。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果敢而轻率的举动掀起了轩然大波，黑龙江省教育厅以教子无方解除萧红父亲张廷举教育厅秘书一职，调巴彦县任教育局督学。呼兰县张家子弟受不了舆论压力，纷纷转学离开呼兰。陆张两家不断去信去电报，萧红被迫回家。这场风波最初并未动摇萧红与汪恩甲的关系，被迫回家一个月后，她又与未婚夫一道去北京购物，告诉朋友很快就要结婚。但是，未婚夫的哥哥汪恩厚逼迫弟弟与萧红分手，萧红到法庭状告汪恩厚代弟休妻，她对未婚夫的感情可见一斑。汪恩甲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声，提出是自己要求解除婚约的，官司遂以萧红败诉告终。萧红一怒之下回到家乡。在孤立无助的寂寞中，她渐渐原谅了恋人。半年后，二人和好如初，住进了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不久有了身孕。“九・一八”事变后，汪恩甲突然失踪，才有了萧红困在旅馆、面临被卖的危机，有了向报社写信求救等后来的故事。汪恩甲的意外失踪，是像有人揣测的借口筹钱，逃避责任，还是去打探抗日将领王廷兰遇难消息，被日军所害，抑或其他意外，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作者尊重历史，也尊重传主的感情，并未因为后来的意外，就否认萧红的初恋，把她曾经体验欢欣与寄托希望的初婚简单地视为上当受骗。
萧红与端木蕻良的婚姻历来是其传记写作的敏感问题。在有的同代人看来，这仿佛是萧红的一次错误选择，甚至最后病逝香港也与此不无关联。在有的传记或小说作者笔下，萧红的第三次婚姻生活充满了苦难。事实果真如此吗？萧红与萧军感情破裂之后，与端木蕻良走到一起，这是当事人自己的自由选择，自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他人的看法与揣测实在不足为凭。同代人对于萧红与端木婚姻的啧有烦言，很容易让人想到高尔基的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众人仰慕的女性若与哪个男人恋爱，那个男人必然激起由嫉妒引发的“众怒”。事实上，萧红与端木结婚以后，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创作上珠联璧合，萧红创作进入了新的高峰期。二人感情笃厚的真实面貌，不仅体现在创作中题材等方面的相互影响、联手合作、相互为作品题名与绘制插图等方面，而且还有柳亚子、周鲸文等嫉妒圈之外的友人的见证。作者还真实地描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的混乱局势，通过文字与地图再现出端木蕻良对萧红治疗及安葬的倾心投入与奔波操劳，从而澄清了讹传多年的所谓端木未尽到丈夫职责、导致萧红病逝的荒谬说法。抗战期间，病逝的作家何止萧红一人，著名者就有陈独秀、许地山、邹韬奋、王鲁彦、朱生豪、谢六逸等。不考虑战乱时香港的实际情况与萧红的病情，把萧红的病逝归罪于端木蕻良，怎么能说得过去呢？一对个性鲜明的作家夫妻，无论怎样彼此相爱，性格中总会留下难以磨光的棱角，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难免要产生一些矛盾，但这与根本性的隔膜不可同日而语。萧红病重时，在病痛、战争恐惧与死神威胁等多重煎熬中，心理一定处于极度脆弱之中，对端木或许会有一些怨艾之词，这亦属人性之常，怎么能够据此抹杀夫妻的患难与共和心心相印？
《我的婶婶萧红》不仅写出了人物的成长史、生活史、心灵史，而且结合传主的生涯对多有争议的重要作品展开了分析。譬如《呼兰河传》的“寂寞”与“消极”问题，曾经成为批评的鹄的。曹革成不为成说所拘，也敢于向权威挑战，他详细地考证了萧红在香港交往范围的逐渐扩大，分析抗战期间乡土追忆的特殊意义，反驳所谓萧红“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的论断。他还发掘出一些能够见证当年香港文化界批评风气的材料，对全面认识“寂寞”“消极”说出台的背景、正确估定《呼兰河传》的价值具有学术意义。
曹革成一方面带着压抑的激情，用确凿的史实与中肯的分析为萧红的感情选择与作品价值“平反”，另一方面，也并未因为尊重与亲情而对婶婶萧红一味唱赞歌。他指出在父女关系紧张之中，萧红也有一份责任，“她虽然有女性的温柔和慈爱，但她不能体验做父母那种对子女的百般亲情，不能体会藏于其中的‘酸甜苦辣’。萧红显然从来没有思索过父亲作为继子，在呼兰张家大院的微妙处境和可能的烦恼，而把自己的苦恼和不满一股脑儿地抛向父母。她只想从父母那儿索取任性和爱。当她认为这种爱更多的是从祖父那儿得到时，她‘恨’自己的父母，很长时间里一直不肯原谅。”他也委婉地批评了萧红对她与汪恩甲的那个女婴的绝情：“六天，萧红没有看孩子一眼！六天，没有喂孩子一口奶，那奶水涨得湿透了衣衫。孩子咳嗽的声音，从隔壁传过来，她把心紧成了一块铁。贫困，把做母亲的女人挤压成如此冷酷！她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母爱一旦泄出，将一发不可收拾。一眼都没瞧一下的孩子，送给了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以后的事实表明，这孩子成了她抹不去的伤痛！”当她在香港病危时，在交代的后事里，嘱咐端木蕻良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寻找这个孩子。这正是母性的复苏与绝唱。
斯人已逝，往事如烟，围绕着萧红的争论却绵延不绝。如果说偏见与讹传加重了萧红的不幸，那么，《我的婶婶萧红》致力于历史真实的还原，应该说是萧红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