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心性、权力》 黄东兰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时至今日，社会史研究基本上已经摆脱了当初曾被讥为只会搜集“边角料”的处境，其声势之愈益浩大，足以让传
那么，什么是“新社会史”呢？按照杨念群给出的界定，所谓“新社会史”，既不是一个范式转换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类分范围的概念，而应是与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55―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孙江则认为，构建和解构的矛盾、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在这个界定中同时存在，而建设中国新社会史的关键，必须以清算自身的旧历史即放弃结构的整体史的叙述和正面回答后现代的挑战为起点，从而建立起一套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中国历史叙述（《事件、记忆、叙述》，21―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尽管这两种看法之间存在着些许差异，但是两者对于新社会史应该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所做贡献的期望并无二致，那就是为整个中国史研究开拓出新的解释空间。因此，在我看来，所谓“新社会史”本身目前确实不足以构成一套完整的范式，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它就不能演生出范式转换层面的意义。至于其能够达致这一步的一个关键所在，则是在研究路径的取向上全面贯彻了一种本土化的微观视角。可以说，最近出版的《身体、心性、权力》一书具亮点的地方之一，就是在进一步发挥这种视角方面做出了极为有益的尝试。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充分了解发挥这种视角的意义，就必定不能绕过区域社会史或地方史路径，而以之为参照也可以更为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区域社会史或地方史路径的研究比杨念群和孙江所说的新社会史更早实现了研究视角从宏观到微观的转换，也为突破早先那种把社会史作为社会生活史来把握的认知框架作出了很大贡献。不过，就目前的总体情况而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着眼点过于局限于地方空间的内部舞台，过于注重探讨地方权力关系的逻辑、秩序和格局的自足性，只是试图以微观结构和小进程的发掘来全面对抗和颠覆宏大叙事。虽然它们也力求在整体认知与局部研究、大社会与小社区、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进行沟通，却往往只能求助于从方法论上进行推演。这就造成它们特别是在面对“大一统”国家的实践时，只能非常尴尬地提供一种由“微型叙事”所构成的“破碎的历史”。基于这样的状况，如此这般的区域社会史不过是在原有历史认知之外营造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既不能真正楔入原有历史认知的内部，也根本不能在充分吸收后者合理性的基础上，为推动更为有效的范式转换做出多少贡献。
从某种程度上说，区域社会史面临上述窘境当然是与其对这种微观视角的划地为牢有关。汇聚在新社会史旗号下的一些研究，尤其是本书收入的多数文章表明，这种视角的应用场域决不仅仅限于微型空间和小进程，那些位于宏观层面的事件、象征和符号，同样可以通过这种微观视角来加以审视和把握，从而发掘出它们进入生活世界的历程及其在其中所形构的历史意蕴。例如，崇祯帝之死、“华盛顿神话”、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中的国耻话语、黄花岗公园和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表达的革命记忆、中山陵象征的政治精神、“五四”前后知识群体的自杀行为与价值选择、光绪帝病案等主题，很难在通常的社会史视野中寻找到一个位置，而一旦将其纳入微观视角的审查范围，就可以发现它们同样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史意义。而通过揭示这种意义，显然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克服宏大叙事的统摄性和单一性。需要说明的是，这当然不意味着试图以这种揭示来全面取代宏大叙事，也不是在新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之间刻意制造一种对立态势。可以说，这些新社会史研究更多地是在起着这样一种警示作用，即这种微观视角并非只能够“以小见大”，同时还可以“化大为小”。换而言之，我们决不能在运用微观视角时，却仅仅将宏观历史进程作为一种虚化的表述背景，也应该注意其进入微观层面的实践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或许才能有效地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建立某种沟通的途径，才能真正实现一个涵盖以往历史认知合理性的范式转换。
最后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新社会史研究也明显表现出了当前整个社会史领域中存在的一些缺陷。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限度问题。借鉴各种社会理论的大方向固然不能否定，但是这并不等于要消除历史学的本位立场，特别是如果把其他社会理论中生成的问题直接当作历史学的问题时，那么就很难说这不会影响到我们对史料和历史事实的勘别与认定。至少从目前出现的新社会史研究来看，历史往往成了各种社会理论的实验场所，这就极有可能对历史学从中吸收养分产生某种阻碍作用。当然，这对刚刚上路的新社会史研究大概是要求过高了，而我们也期待着在现有的探索基础上能够出现更为精良的新社会史研究成果。
